【前言】

關於愛因斯坦的傳記，寫成問世的已有兩百餘部。而不管是為他作傳、蒐集書信或製作視聽節目，愛因斯坦生命中有個領域都備受忽略。那就是：他的政治立場。這個事實反映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元素：當局試圖重寫歷史，將愛因斯坦激進的政治立場從他的公共形象中抹去。為什麼全世界沒有人知道？這些都是源自名叫「愛因斯坦檔案」──FBI調查局頭子胡佛和他的徒子徒孫惡意陷害世上最受歡迎的科學家的秘密檔案。他們打算毀掉愛因斯坦的令名，包括試圖將愛因斯坦和蘇聯諜報網連在一起。

FBI對愛因斯坦的秘密鬥爭

愛因斯坦是個麻煩製造者，這是我最喜歡他的地方。他是個鼓動者，一個質疑權威的人。

雖然並不完全了解他的科學理論，不過和多數人一樣，我深知那些理論重要無比，不僅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宇宙觀，也為二十世紀所有的重大科技打下地基，從太空探險到電腦，還包括核能──好壞姑且不論。不過，對我而言，愛因斯坦最值得敬佩的一點，是他拒絕被擺進模子裡。他從不穿襪子。他對孩童說話，把他們當真正的人看待。政治上亦然；五０年代，儘管赤色恐怖的威脅讓那個世代的人噤如寒蟬，愛因斯坦依然直言不諱。他很危險。而他舉世披靡的群眾魅力，更使得他危險加倍。

在他生前，有關當局摧折不了他也嚇阻不住他的仗義執言，於是找到另一種方法為他消音：在他死後把他變成聖人。

我和愛因斯坦檔案的初次邂逅純粹是無心插柳──頗似在閣樓裡亂翻，不意卻發現了一張標有記號的藏寶圖。當時我正以二十世紀最知名科學故事為題計劃出書（此書依然在計劃中），為蒐集資料，我翻遍愛因斯坦一九五五年過世之後關於他的眾多剪報（愛因斯坦本人是史上公認被報導最多的科學人物，而且時至今日依然源源出爐），發現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商業版第十七頁，就在氣象圖旁邊，印著這樣一個小標題：

聯邦調查局設檔報告
指愛因斯坦曾為間諜
與綁架案策劃人

於佛州任英語教授也是《冷戰參考手冊》（The Cold WarReference Guide）作者的李察．艾倫．許華茲（Richard Alan Schwartz），在援引資訊公開法提出申請三年後，取得了調查局這套愛因斯坦檔案──只是調查局塗黑了某些資料，保留了約莫四分之一的內容。他告訴《紐約時報》：「這可以拍成一部絕妙的荒謬劇。我真的好想寫它一齣。」壞消息是，許華茲教授始終沒把劇本寫成，好消息是，他願意分享這份檔案，數年前我去邁阿密拜訪他，他欣然將它提供給我。自此之後，調查局也大方將它公諸於眾，甚至在千禧年二月貼進他們的網頁。

更多的好消息是，在我自己以資訊公開法提出申請後，靠著華盛頓「公民訴訟團體」（Public Citizen Litigation Group）不可或缺的一臂之力，我拿到了先前「被刪節」掉的部分，也就是那三百多頁的內容，以及遭到塗黑、不見天日達十七年之久的段落。在這份終於解密的文件當中，有幾項依然是塗黑的，主要是調查局幹員和祕密線民的名字和編號，不過我已由其他管道查出了一些。

我最先的想法是，調查局這份愛因斯坦檔案可以寫成一篇精采的雜誌文章，原因很簡單，因為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可是當我讀著它，那一頁接一頁令人心驚的內容裡卻浮現出一個更為重大、也是我打算藉由本書所述說的故事面貌：艾德格．胡佛主持的聯邦調查局（曾經聯手其他聯邦機構）進行一個鮮為人知的計劃，他們打算毀掉愛因斯坦的令名，包括試圖將愛因斯坦和蘇聯諜報網連在一起──直到今天，胡佛某些徒子徒孫還在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

這份調查局檔案，透過它明顯的反愛因斯坦偏見，也顯現出愛因斯坦大體上不為公眾所知的一面：他一生的政治面向，包括他對社會正義的當仁不讓、他反對種族歧視的主張、他對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回應。如果美國政府這項試圖抹黑世上最偉大科學家的祕密行動對多數讀者來說堪稱頭條新聞，那麼愛因斯坦的政治立場就是這則新聞的背後動機、這項行動的緣由所在。

最後一點，鮮少人對愛因斯坦的政治面向有印象，這個事實反映出這則故事另一個耐人尋味的元素：當局試圖重寫歷史，將愛因斯坦激進的政治立場從他的公共形象中抹去──他們將他描繪成一個慈眉善目的教授學者，時常心不在焉但情有可原，因為他的頭腦漫遊在高於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的層次裡，總是沉浸在偉大思想裡的他可沒有時間思及人間憂患。

我想我就是這個時候悟到，關於這位「世紀風雲人物」的人生，有多少沒有讓我們知悉。我感覺有如遭到掠奪，於是決定集結資料寫成一本書。身為科學作家，多年來我深知愛因斯坦永遠是好的故事題材。《時代》（Time）雜誌前主筆亨利．格倫沃（Henry Grunwald）說過，不管是哪一期，只要封面有愛因斯坦的照片，那期銷量定是年度第一。不過，當我發現到愛因斯坦的政治投入和他觸角廣伸的人道精神，我深感驚駭──為什麼以前我不知道？一整船的歷史寶物平白消失了，卻不曾有人提到它的不翼而飛。為什麼全世界沒有人知道？

本書並不是又一本愛因斯坦傳記──關於他的傳記，寫成問世的已有兩百餘部。確實，愛因斯坦被寫成傳記、編入年表、納入書目、拍成戲劇和電視節目，備受檢驗之餘如今更上了網際網路（當然），次數之多，史上任何科學家都不能望其項背。坊間不單有《愛因斯坦辭典》（Einstein Dictionary），甚至有本叫做《愛因斯坦》（Einstein for Beginners）的漫畫書。近年關於他的情書、他與兒子、妻子以及「其他人」的感情世界，除了一籮筐文章、電視節目（包括公視節目〈新星〉﹝Nova﹞兩小時的特輯）外，光是專書少說就有三本。就連愛因斯坦的腦子，都曾被測量、分析，在世界各地公開展示。

而不管是為他作傳、蒐集書信或製作視聽節目，愛因斯坦生命中有個領域都備受忽略。當《時代》將他選為「世紀風雲人物」，各大主流媒體皆以頭版報導，對他這個領域卻完全略而不提，那就是：他的政治立場（註一）。 毫無疑問，愛因斯坦是權威的質疑者，而他的政治立場卻不只是無黨無派而已。他曾經第一手目睹德國納粹崛起，這個經歷形塑了他的視野，造成他尤其強烈的反法西斯思想，包括在美國公然與麥卡錫主義對抗。他是個和平主義者、國際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也是個直言無隱的反種族主義者，但對於世界大事，他可不只是被動地加以針砭而已。這份調查局檔案提供了一個窗口，讓我們窺見愛因斯坦的政治本質、他對公共事務投入之深、如何以自己的特殊地位為他支持的組織慷慨背書。他被胡佛的調查局視為威脅，是因為他是這樣的行動派，而非他無數的政論文章和演說。調查局檔案指稱，愛因斯坦「本人或他的名字，確實與數以百計的親共團體有廣泛的牽連」。

而愛因斯坦，看法當然不同：

一個人擁有這樣的尊榮……善用此一力量為同胞做好事，是他的義務與責任。因此之故，我一直利用各種機會幫助受到迫害的人，不過，當然，唯有在不脫這人權利範疇的情況下。

然而，我對這份檔案中所囊括的事件探究越深，愛因斯坦政治立場在他公共形象中的缺席就越發顯得離奇（「離奇啊離奇，」愛麗絲在漫遊仙境時如是說）。在當時，幾乎愛因斯坦所有的政治發言都是大新聞。一九五三年，他公開呼籲各方證人站出來對抗麥卡錫參議員和其他的國會「宗教法官」（他的用語），《紐約時報》和全球各媒體不只以一頁的頭版新聞刊登，細部報導更長達兩頁。確實，愛因斯坦生前所有的公開行為，包括對一名記者吐舌頭，都是新聞的同義字。然而，在他一九五五年辭世之後，愛氏本人雖然成了偶像，但他曾是重大新聞的反權威之政治立場卻成了非新聞。

「這個過程叫做神格化，」知名物理學者佛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說，「當你把某人放置在塑像座上，你就不會注意到他的水泥腳。」不用懷疑，愛因斯坦聽到有人這樣形容他的政治立場一定抗議──對他來說，它們遠非站不住的水泥腳。不過，戴森所言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洞察：將愛因斯坦偶像化，已經讓他從一個橫眉豎目的社會評論者搖身成了一位慈眉善目、心不在焉、腦袋老在雲端的學者。而這趟航程是如此水波不興，一點讓船隻輕晃的波瀾都沒有。

如此這般，歷史被消毒得一塵不染。一如音樂家卡薩爾斯（Pablo Casals）和柯普蘭（Aaron Copland）、小說家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聶魯達（Pablo Neruda）、劇作家歐凱西（Sean O’Casey）、畢卡索（Pablo Picasso）和其他更多的人，我們所知悉的這些英雄，都是他們被容許接受的那一半人生。被端到每一代人面前的只有他們生命中可敬的部分──雜質被過濾、骨頭被剔除、傳記被軟化，毫無需要咀嚼的東西。我們可以佩服、頌揚愛因斯坦是天才，但他既是年輕人的偶像，如果這個天才同時也反戰、反種族歧視、傾向社會主義，那是萬萬不可。因此，在所有通過審核的歷史版本當中，這些都被大筆一揮，輕易就給刪除了。

當初我著手寫這本書，心中並非一無成見。我是個現今所謂的「包紅色尿布的嬰兒」，出生在一個本身也被調查局設了個厚檔的家庭裡。就在調查局建立愛因斯坦檔案的那些年，我父親因為是共產黨幹部，在史密斯法案（Smith Act）下被判刑確定，於賓州路易斯堡聯邦監獄（Federal Lewisburg Penitentiary）服刑三年。我記得，調查局幹員穿戴著他們一式一樣、一看即識的法蘭絨灰西裝和軟呢帽，在紐約市的地鐵站進進出出跟蹤著我的家人、我的青少年朋友和我，有幾回甚至跟著我去約會。（這可是打開話題的好材料！）

不過，我一直試著以記者身份來處理愛因斯坦檔案，除了描述美國當時的冷戰氛圍，也描繪胡佛深信不疑的想法：他必須採取非常手段，才能讓美國免於被赤化。

我不敢說我從頭到尾都很客觀。如果客觀的定義是毫無黨派偏見、超越任何爭議，我不相信這有可能做到，而即使可能，也不見得可取。一如那個老故事，「客觀」是個這樣的人：他去探望祖母，到了祖母家發現她正被一頭熊攻擊，於是站在一旁大喊：「別打了，熊；別鬧了，祖母！」當然，精確是報導的必要元素，包括公正呈現對立觀點（理解那隻熊為什麼要攻擊老祖母──說不定牠是餓了），而對於愛因斯坦檔案中指稱的事實與論斷，我除了小心查證、訪問不計其數的前調查局官員（只有幾位同意我提及他們的名字）外，還消化了多如牛毛的其他政府文件。

或許不少讀者難以理解，愛因斯坦怎麼可能受左派吸引，挺身替共產黨辯護。其實這並非不尋常，尤其是反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很多都是逃亡異國的猶太人，深知共產黨徒是希特勒的第一批受害者，也是最積極對抗納粹以及幾乎無國不有的納粹師法者的鬥士（除了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一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與希特勒﹝Adolf Hitler﹞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期間）。在許多非裔美籍人士和其他鼓吹平權的人眼裡，最激昂的反種族主義聲浪，有時甚至是唯一的聲音，是發自共產黨徒之口。是共產黨整合了南方的小佃農，揭發了斯科茨伯勒（Scottsboro）（註二）、威利．麥吉（Willie McGee）和其他多起誣陷事件，首開風氣籌組商業工會，在六０年代民權運動發軔前數十年就領頭抗議吉姆克勞法（JimCrow Laws）（註三）。而在建立工業工會、爭取諸如失業保險等改革方面，共產黨也為相關的運動、遊行、抗爭提供了不少籌劃人才。

「沒錯，就意圖建立世上第一個置人民於利益之先、自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而言，他們是過分樂觀了，」一位曾是共產黨員的人最近寫道，「沒錯，他們很可悲，因為史達林思想屠殺了社會主義的美夢，而他們卻遲遲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但是，「美國的共產黨徒，即使有其罪孽……鼓吹的卻是比資本主義更人道的東西……他們為了社會正義，曾經做過積極且有效的奮戰……」

在現在被稱為「九一一事件」的恐怖攻擊之後，出現了「美國新戰爭」和「國土保衛」云云，對於這些，我原本打算絕口不提的。事件發生之際，本書已進入最後校對階段，再幾個月就要出版，可是，和愛因斯坦朝夕相處了那麼多年，要保持緘默實不可能。

當然，對於九月十一日的恐怖攻擊、數千名無辜民眾因此送命，沒有人能確定愛因斯坦會怎麼說或怎麼做，不過他定然和世人一樣驚駭，這樣說應該很保險。而因為痛恨這樣的暴行，他極可能不會對其他的侵犯行為視而不見，極可能對華府在國外越來越偏恃軍事攻擊、在國內越來越嗜好壓制的手段表示驚愕與憤怒，例如，轟炸異國平民卻毫無歉意；在毫無證據下捉拿數千名阿拉伯人或貌似中東種族的人；以「美國愛國者法案」為據准許當局無限期拘留沒有公民權的人；明令授權軍方對「涉嫌」協助恐怖份子的外國人施以祕密軍事審判（並擁有執行死刑的權力）。

（不少美國人雖對軍隊的介入感到不安，不過對這種種新的鎮壓行為或許並不關心，因為這些人權自由的限制只適用於外國人，對他們並無影響。縱然有歷史的殷鑑，似乎總有一些人會為自己不是外來移民、不是黑人、街友、同性戀、猶太人等感到慶幸。）

在愛因斯坦看來，這場「美國國土保衛戰」最令人憂心的一面，極可能是反移民和反阿拉伯的種族主義已經變得像燎原大火，雖然這樣的情緒在九一一之前便已顯現。我們可以想像他的憂傷、憤怒和似曾相識之感，如果他看到二００一年十一月七日賴瑞金（Larry King）的現場節目，維州參議員約翰．華納（JohnWarner）受訪時這樣告訴觀眾：「各位一定要把自己當成情報員，不是去刺探你的鄰居，而是理智地舉發任何看似可疑的行徑。」

而如果愛因斯坦讀到《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頭版報導（時隔上述訪問僅僅兩週之後），他會怎麼說才能表達他深深的悲哀？──有幾近五十萬名的美國人打電話到聯邦調查局檢舉他們的鄰居（多半是阿拉伯裔或貌似中東國籍的人）：

密告者一堆
響應調查局呼籲，舉國皆成抓耙子……
這是鄰居對抗鄰居的戰爭，
四十三萬五千個國民提供線索
讓調查幹員幾乎滅頂
連牧師也加入窺探

打著愛國旗號行壓制之實，愛因斯坦對這種伎倆太熟悉了。確實，司法部長阿謝可羅夫（John Ashcroft）打算將四十六個團體列為「恐怖份子」或「有恐怖主義傾向」，聽來和五０年代的「反動組織」名單有著詭異的雷同。一九四九年，當麥卡錫主義和種種對人權自由的壓制正迅速摧毀著美國的自由精神，愛因斯坦於一篇鮮為人知的聲明中直指：「這面旗幟象徵著一個事實：人類依然是一群禽獸。」

藉由過去數年來的訪談，我發現調查局這份愛因斯坦檔案有如發出警訊。當初胡佛和他的調查局打算追獵愛因斯坦──手段林林總總，從竊聽電話、私拆信件到暗闖私人住家──似乎讓許多人憬悟到，麥卡錫與胡佛主義扎根是多麼深廣，而它製造出來的恐懼效應又是多麼無遠弗屆。

愛因斯坦和他所背書的團體對社會公義有著共同的關切，這是否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對此胡佛深信不疑），讀者和歷史都必須做出判斷。不過，如果這份檔案有助於重新勾起大眾對愛因斯坦政治主張的興趣，那麼胡佛對愛因斯坦的這場祕戰就算是有了一個美好的轉折。

註一 ：《時代》雜誌「世紀風雲人物」那期的內容有個罕見的例外；資深科學作家富萊德．戈登（Fred Golden）以「相對論的叛徒」為副題，相當全面地描繪出愛因斯坦的政治肖像，只除了一個重要的遺漏：對愛因斯坦的社會主義信念隻字未提。看來《時代》的主管群雖決定深入，卻還是不願越雷池一步（《Time》，December 31, 1999）。

註二：譯按－一九三０年代，美國阿拉巴馬州斯科茨伯勒九名黑人青年被控強姦兩名白人婦女。

註三：譯按－指一八七七年美國重建時期結束後，在美國南部執行的種族隔離狀態。

（本文轉載自佛萊德．傑羅米新書《愛因斯坦檔案》，由臺灣商務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