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的內容記載著，2004年作者在中國出版的《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一書中，報導中國各地方農村改革抗爭的經歷，也如實揭露地方官員對農民進行殘忍剝削的事件，在上市兩個月之後，造成八百萬的銷售量，大家對於農村問題的揭露大感興趣，卻被此官員控訴為不實報導而告上法庭，於兩個月後全面下架，成為中國禁書，在中國全面被封殺。《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便是繼續紀錄與這名官員及與中國司法抗爭的記實。
反映農民真實狀況… 法官找上門
當然，我們還是能夠理解。因爲我們在作品裏畢竟寫到了安徽省六屆領導班子在農村工作中的是是非非，這本身就可能招惹麻煩；同時，爲了更鮮明更具體地反映出中國農民真實的狀況，我們還解剖了幾起曾震驚中央、影響惡劣的涉農大案，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寫到了一些黨政官員的領導責任，被寫到的這些人當然會不高興。再說在寫到中央爲什麽會不瞭解下情的時候，我們又詳詳細細地記述了安徽省的黨政領導們是如何弄虛作假、大搞「形象工程」、欺騙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這等於是撕掉了一些人身上的那塊遮羞布。黨風和社會風氣，本來就令人難以樂觀，被我們正面歌頌的兩位同志，勢必承受到了巨大的壓力。想到這一層，我們只好打掉牙往肚子裏咽。
就在我們處於這種內外交困、「腹背受敵」的情景下，《當代》雜誌社打來了一個電話，更讓我們感到了一種危機。
他們說，《中國農民調查》第四章《漫漫上訪路》所寫到的那位原中共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帶著一個檢察官，找到了《當代》編輯部；聽說《中國農民調查》不但雜誌發表了，還要全文出書，就又鬧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社領導那兒。他隨身帶著一份足有十頁紙的文字材料，把我們的作品批了個狗血淋頭，明確要求雜誌社和出版社要採取措施，消除影響，恢復他的名譽，還他一個清白，否則，他說：「那我也就只能『上梁山』了！」
張西德的這一舉動，既在我們意料之外，其實也在意料之中。我們早已料到，真名實姓寫了那麽多大小官員，肯定會惹出一點筆墨官司的，只是我們沒有料到，首先站出來公開叫板的，會是他張西德。可以說，全書三十四萬字，張西德指控的這第四章，只有二萬六千字，卻是我們花費的力氣最多，收集到的原始材料最過硬，因此也是我們最自信的章節之一。再說我們並沒有寫他的隱私，寫的僅僅是他在擔任臨泉縣委書記時工作上的問題，並且還是手下留了情的。他非但不作一點兒反省，反而鬧到了北京，真是不明智。當年，他反對上訪，鎮壓上訪的農民，現在倒是輪到他「進京上訪」了。
《當代》的同志說，那材料的落款處醒目地列印著：「安徽省阜陽市政協副主席張西德」。顯然這是在提醒人們，他張西德不再是作品中的那個縣委書記，早已榮升爲「副市級」。身爲官員的張西德，當然知道在「官本位」盛行的中國身份的重要，正因爲此，他的「上訪」，身後才會跟著一個檢察官，讓人不敢小覰。
不過，無論是被稱作「國刊」的《當代》，還是被視爲「皇家出版社」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對這種因爲不滿「爆光」而鬧上門來的事，早已司空見慣，再說，他們也相信我們是嚴肅的作家，向來恪守客觀事實。所以，當張西德登門問罪時，他們其實並未把它看成是一件多麽了不起的事。送走張西德，隨後就把他丟下的那份材料寄給了我們，希望我們就他陳述的理由，談談我們的意見。
沒接觸到材料之前，我們的心裏還真的有點兒忐忑不安，不知道作品中被他找出了什麽差錯；一看材料，懸著的心一下歸了窠。原來張西德遞交的材料上，通篇除了謊言，就是「嚴重失實」、「黑白顛倒」、「惡毒攻擊」、「使盡造謠誣衊之能事」等等文革大批判一類的詞藻。甚至斷言，我們寫《中國農民調查》是爲了「賣大價錢」，是被臨泉一個對他有意見的幹部「出錢買筆」；出動公安武警去鎮壓農民時，架著機槍的警車，在他筆下變成了「宣傳車」；縣委派出工作組下去巧取豪奪，竟也成了「自帶伙食，沒吃群衆一分一文錢的東西」；王營村農民不堪重負，逐級上訪，更是被他解釋成「個別幹部陰謀奪權」……
考慮到出版社這時已經將我們這本書列入到北京書市的參展計劃，生怕經張西德這一攪和，書出不來，我們連忙把採訪時收集到的一大包文字資料找出來，挑了其中最有說服力的十二份資料，並專門爲此買了台傳真機，當即傳往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法律顧問陸智敏，認真分析了我們提供的東西後，明確表態：「證據過硬！」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當代》雜誌社總編輯劉玉山，聽了陸智敏律師乾乾脆脆的四個字的結論，他的態度也十分堅定，立即就把暫停印刷這本書的工作恢復了起來，於是，全文出版的《中國農民調查》的單行本，便如期出現在北京的書市上，並因此引起了比在《當代》雜誌發表更大的轟動。
誰會想到書剛面市，張西德就把我們連同人民文學出版社一起告到了阜陽市法院。
二00四年一月九日，就在我們陪著小明去環城公園玩沙子的第三天，阜陽法院的兩位法官就找到省城合肥，找上了門。
（本文轉載自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發言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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