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的內容記載著，2004年作者在中國出版的《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一書中，報導中國各地方農村改革抗爭的經歷，也如實揭露地方官員對農民進行殘忍剝削的事件，在上市兩個月之後，造成八百萬的銷售量，大家對於農村問題的揭露大感興趣，卻被此官員控訴為不實報導而告上法庭，於兩個月後全面下架，成為中國禁書，在中國全面被封殺。《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便是繼續紀錄與這名官員及與中國司法抗爭的記實。
講真話的代價
二00三年十一月的下旬，我們歷時三年完成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在中國最大的文學期刊《當代》雜誌發表。雖然《當代》用的不是全文，只是一個二十萬字的刪節本，它卻迅速在中國大陸産生巨大反響。 有媒體稱《中國農民調查》的發表「如雷行天」。
有的形容發表後引起的轟動是「石破天驚」。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僅僅因爲說了真話，僅僅因爲將中國農民悲苦無奈的生存狀況，和中國農村改革艱難而曲折的歷史如實寫出來，就引起這樣大的震動。
那種熱烈的場面，一度使我們受寵若驚。因爲我們曾經以爲，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滾滾而來，中國文學已經失去了轟動效應。《北京日報》副總編嚴力強在評論這部作品時，他既批評又表揚的一段話，也許道出了問題的實質：「儘管這篇已經看不到多少『文學』味，大塊的議論敍述有點難以卒讀，作爲讀者我還是原諒他們，因爲幾乎沒有人可以在這個題材上做到兼顧，我敢肯定。況且，能把頭緒紛繁、敏感厚重的題材駕馭到這個程度，已屬難得；文中可以看得見的艱苦也是俯拾皆是。」由此看來，《中國農民調查》在中國大陸引起的轟動，不應該是作品的文學性，而是作品中揭示出的中國「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嚴峻性。
中國的「三農」問題，說到底，就是中國問題。它顯然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農業問題，或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它已經成爲當今中國執政黨所面臨的最大的一個社會問題。改革這麽多年了，最受傷的是農民。中國九億農民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與富足，中國就仍然是一個落後國家，這一切是不會因爲載人飛船上天或是拿到一百塊奧運金牌所能改變的。奇怪的是，問題就客觀地擺在那，不知道是說不過去的呀，可是，這麽多年以來，在我們幾乎所有的主流媒體上，不可能知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中國的農業真危險，能夠看得到的，幾乎全是形勢一片大好。距離，會使人們産生認識上的偏差，就像美國一次民意測驗，居然有百分之七的人認爲李光耀是中國現任的領袖，許多中國人對中國農民的瞭解同樣也是一無所知的。因此，說了真話、道出實情的《中國農民調查》，它所引起的反響，除去震驚，更多的還是來自社會各界的讀者良知上的認同，來自大家心靈深處的共鳴。這就是：對國家命運的思考，不只是政治領袖的專利，也不應該局限于官場，應有來自民間的聲音，應該有更多的人爲中華民族擔當一份責任。
我們確實也是把《中國農民調查》作爲一份病理報告來完成的，它顯然涉及到九億個沈默的生命。我們不能不通過這部作品，告訴所有的讀者：在對中國農民生存狀況的調查中，我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憾與隱痛！ 當然，我們曾經做過預測，相信這本書只要能夠與讀者見面，它就不會是無聲無息的。正像評論家何西來先生所說：「這不是一本『報喜』的書，更不是一本粉飾升平的書、貼金的書，而是一本把嚴峻的真實情況推向讀者，推向公衆的書，是一本無所隱諱地把中國『三農』問題的全部複雜性、迫切性、嚴峻性和危險性和盤托出的書。」
因此，可以說，無論對於作者，還是讀者，這在沒有也不習慣於言論自由的中國大陸，可能都是史無前例的！
也許我們真的創造了一個奇蹟。不禁想到在奧運會創造出跨欄奇蹟的劉翔，想到他在接受香港鳳凰電視臺「名人面對面」欄目的一次採訪。劉翔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這樣說道：「我跑瘋了，我跑傻了，過了終點線我也沒停，我還在衝，衝到了標槍的場地上，那裏的裁判員把我攔下來，這時我才緩過來，回頭去看大螢幕，十二秒九一，哇，這麽快！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沒想到自己發揮得這麽好，一切的一切就像上帝安排好一樣！」其實我們在寫《中國農民調查》這部作品時，也是寫瘋了，寫傻了，寫得不食人間煙火，甚至把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人情世故全抛到了腦後。寫到「禁區」，或是「雷區」，別人肯定會繞過去，我們卻沒有停，還在沖，只管一門心思地往下寫，就像吃了豹子膽！
確實是「毫無隱諱」了。書中所涉人物，上自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總理、副總理，中央國家有關部委負責人，省、市、縣、鄉各級官員，直至廣大農民，而且用的是真名真姓；所涉內容又全是望而生畏的「禁區」，不僅觸目驚心地講述了曾經震驚過中央卻又長期鮮爲人知的幾起涉農大案，還首次公開披露了正在試點之中的中國農村稅費改革艱難的決策與推行過程中大量的幕後故事。
正因爲是這樣的與衆不同，新疆奎屯市老幹部活動中心的高國存讀者，在來信中才會這樣寫道：「你們的膽略驚天地、動鬼神。這絕不是逢迎之詞。我這個六十七歲的老知識份子，是從中國歷次的政治運動中走過來的，我敢說，就憑這本書，在剛解放時，殺頭；在反右時，劃極右；在文革時，亂棍打死無疑。幸在今日，得逢天時之利，能夠出版，算是你們的萬幸。」
但是，我們堅信大家會理解，我們所以寫《中國農民調查》，完全是爲了中華民族的振興，甚至可以說，是對執政黨的信賴與期待。
當然，驟然被捲入到一個好評如潮的巨大的浪渦之中，我們並沒有喪失理智，因爲我們瞭解國情，感到事情不會就這麽簡單，因爲，在中國，講真話的時代還遠沒有到來。然而我們仍然沒有想到，就在《中國農民調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共中央宣傳部便對此書的宣傳「叫停」，並要求各地書店將該書「下架」。
昨天還是浪湧風馳，所有的媒體無不表現出高昂的激情；一夜之間，有關這本書的消息就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消失得乾乾淨淨，好像那一切原本就沒有發生過。這種巨大的落差，過去了很久，我們還都像被置身於一場惡夢。
（本文轉載自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發言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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