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史稱「中國改革第一村」。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當小崗村十八戶農民「趁著夜色,走進那座破敗的農家茅屋時,他們沒有想到,這個普通的冬日夜晚,其實正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黎明。
中國改革第一村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對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嚴宏昌來說,不過是極平常極平常的一天。因為這天,和以往的無數個日子一樣,他正領著來自蘇、魯、冀、浙、皖五省二、三百個農民弟兄,忙碌在鳳陽縣軋花廠打包車間的建築工地上。那是個不大不小的工程,一棟七十九間房的三層樓。他不可能會知道,卸去鐵道部部長的萬里,這天,抵達省城合肥,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和省軍區第一政委;更不可能知道政局的這種變化,將會徹底改變他的命運。
已經六十一歲的萬里「空降」安徽,可以說,受命於危難之時!
持續了十年之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將中國折騰得不成樣子。儘管,著名藝術家常香玉用她那河南梆子特有的高亢豪邁的唱腔,把億萬人民的喜悅之情揮灑得淋漓盡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但是,整個中國的國民經濟已經瀕臨崩潰。這時萬里剛被解放出來,原是派往湖北省工作,臨行前他去看望鄧小平,向老首長辭行。鄧小平雖處於半解放狀態,尚未公開露面,卻已可以自由行動。他聽萬里說要去湖北,遲疑了一下,說:「你不要著急走,再等一兩天。」鄧小平隨即向華國鋒、葉劍英建議,安徽這個「老大難」要有個得力的幹部去。於是,萬里轉而來了安徽。
當時的安徽死水一潭。全國各地都在清查與「四人幫」篡黨奪權有牽連的人和事,而唯獨安徽不但不放手發動群眾揭批「四人幫」,還在捂蓋子,一捂,就是八個月。作為十年浩劫的重災區,「四人幫」在安徽的代理人基本沒有被觸動。
萬里到達合肥的第二天,顧不得旅途的勞累,就召開了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傳達了中央《關於解決安徽領導班子問題》的指示,果斷地改組了安徽省的領導班子。緊接著,他就快刀斬亂麻,對那些派性嚴重而又不肯悔改的領導幹部和造反派頭頭,該調的調,該撒的撒,該抓的抓,不姑息,不遷就;同時為在「文革」期間受到打擊迫害的幹部群眾平反昭雪,並及時將那些根本沒有問題卻被「靠邊」和仍關在「牛棚」的幹部解放出來,迅速充實到各級領導班子中去。
這果斷而有力的一套「組合拳」,很快將死氣沉沉的安徽打出一片新天地。
可是,萬里沒有想到,就在他大刀闊斧撥亂反正的時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貼滿了群眾渴望改變農村面貌的大字報;與此同時,許多縣市緊急要求調撥糧食的報告,接連不斷地送上來,反映逃荒要飯的人之多,事態之急,火燒眉毛!
萬里這才發現:安徽省的經濟問題遠比政治問題還要嚴重。於是,他親自下去做了一次認真的農村調查。
歷時二十多天的這次調查,萬里指定王光宇和他一道。王光宇在新的安徽省委的班子中,算是一個老資格的農業書記了。早在一九五四年,王光宇就是安徽省委的農工部長,一年後升為負責農口的副省長;一九五七年便出任分管農業工作的省委書記處書記,就是說,十多年來他一直就是安徽省委領導班子中主抓農業的負責人。
萬里的出行很簡單:他和王光宇各帶一輛小車,除去駕駛員、警衛員就只有秘書。為了對安徽的農村工作有一個粗步的了解,他把王光宇請到自己車上,讓自己的秘書坐王光宇的車。從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說走就走,隨時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訪到戶。前後跑了二十多個市縣,他一不開會,二不作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聽,只是問。他把全省大部分地區都跑到了,結果是,越看越聽越問心情越沉重,回憶起這次農村調查,萬里說了一句十分感傷的話:
「我這個長期在城市工作的人,雖然不能說對農村的貧困毫無所聞,但是到農村一具體接觸,還是非常刺激。我們有些人瞎指揮,什麼都管,就是不管農民的死活。三年困難時期餓死那麼多人,教訓很慘重,但是我們沒有很好地總結。」
在定遠縣盧橋,萬里看到一個上身沒有內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襖、腰間系著條舊布帶的青年農民,挑著一副擔子,走累了,正在路邊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來。萬里問他有什麼要求,他拍拍肚皮說:「沒有別的要求,能填飽肚子就行。」萬里說,這個要求太低了,問他還有什麼要求?這位農民又打開襖襟拍拍肚皮說:「裡面少裝點兒山芋(紅薯)干子!」
萬里聽罷,良久無語。
在農民住的茅草棚裡,他看到床上鋪的是破蘆葦,蓋的是爛棉絮,一根繩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掛齊了;他聞到鍋中用胡蘿蔔櫻子和著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飯,已經發出了難聞的氣味。
萬里早就聽說安徽有個以討飯聞名的花鼓之鄉鳳陽縣,它在安徽貧困落後的地區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萬里就把這個縣作為他的一個重要的調研點。在鳳陽縣的鐵路沿線,他親眼看到蓬頭垢面拖兒帶女的農民,成群結隊在同攔截他們的幹部「玩」著「老鼠和貓的遊戲」,爭先恐後地扒車外流,他忍不住對當地領導發了火:「不要再念緊箍咒,再割『資本主義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飯,你們總也要想想辦法讓大家吃飽飯呀!」
對鳳陽農民外出討飯的問題,有人說:「這裡的農民有討飯的習慣。」
萬里聽了,氣憤地說:「講這種話,立場站到哪裡去了,是什麼感情?我沒聽說過,討飯還有什麼習慣!我們的農民是勤勞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臉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糧食吃,有餃子吃,誰還願意去討飯!種糧食的農民餓肚子,這說明我們的政策不對頭!」
(本文轉載自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發言權出版)

對鳳陽農民外出討飯的問題,有人說:「這裡的農民有討飯的習慣。」 萬里聽了,氣憤地說:「講這種話,立場站到哪裡去了,是什麼感情?我沒聽說過,討飯還有什麼習慣!我就不相信有糧食吃,有餃子吃,誰還願意去討飯!種糧食的農民餓肚子,這說明我們的政策不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