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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的守護者:布農族/你所不知道的布農族
【聯合新聞網/文、圖節錄自台灣書房《玉山的守護者:布農族》】

書名:玉山的守護者:布農族
作者:田哲益
出版社:台灣書房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10
內容介紹:

布農族是台灣原住民族中居住海拔最高的民族,因為不斷的遷徙,在工藝的表現顯得比較弱些,而在器物以實用性為主。布農族的歌唱和音為台灣島民族之佼佼者,八部和音名揚全球音樂界。其社會型態行使父系氏族大家庭制度,居住的石板屋為大型建築物,族內產生許多神話與傳說故事,原本原始宗教信仰已經瓦解,基督教與天主教取而代之。

新書內容搶先看:

布農族歷史發展與演進

一、原始時代出草與聝首

(一)攻守聯盟

依據他們的傳說,布農族原有六個同祖群,但現在只有五個同祖群。這五個同祖群,除遠居南部山地的郡社群外,餘皆互相締約,結為盟友。卡、卓、丹、巒四群人在戰爭、獵頭時,不互相以對方為對象。此四群人中被其他敵人獵頭時,本群人復仇沒有成功,他群人有代為復仇的義務。其中一群人與敵人作戰時,他群人也有幫助此群人作戰的義務。這種攻守同盟的聯繫,以卡、卓二社群之間的聯繫表現得最好。(丘其謙《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

(二)同族之征伐

卡、卓、丹、巒四群人之間,有時發生了誤殺,亦不會引起戰爭的糾紛。然而這種和平相處的情形,並非永遠如此的。

(三)異族之征伐

除了卡、卓、丹、巒等四群人不互相攻訐外,其餘的人一律視為仇敵,甚至同族的郡社群人亦視為仇敵。其中最常接觸的異族有泰雅族(Qalavang)、阿美族(Bantalang)、鄒族(Tivula)。另外他們還知道排灣族(Livakliva)、賽夏族(Kaxabo)、雅美族(Salain)。經常與他們為敵的土著族則如泰雅族、賽德克族、太魯閣族、阿美族、鄒族、布農族郡社群等。

(四)戰爭的原因

戰爭的原因有二,即獲得獵場與報復血仇,另外,他們還有二個原因即獵頭決獄與炫耀英勇。他們以戰爭為獵頭的手段,戰爭的結果必隨之以獵頭。所以可說獵頭也是他們戰爭的原因之一。

二、布農族因異族之登陸台灣而移動

依據布農族的口傳神話傳說故事,布農族祖先在台灣最早的生活居地是在西部平原,自從他們自平地入居山岳地帶之後,並沒有長期地固定在一地區住下來,他們還是不斷地在移動著,為了尋找新的獵場和好的耕地,以及為了避開漢族人的侵墾和平埔族人的侵擾,因此選擇放棄土地,遠避被殺戮。

因荷蘭人、西班牙人和鄭氏王朝時代漢族人及清季漢族人的相繼登陸台灣及開墾,布農族人開始被迫不斷的向深山裡遷徙,而成為一個典型的高山民族,在清季(清初)的時候,因為布農族遭到空前的大殺戮,絕大多數的布農族人已經遷徙至深山,只餘少數的人繼續留在平原,或有一部分已經被溶化消失,例如現在魚池鄉九族文化村地帶原來住著布農族人,可能是卓社群人,現在已經消失。

日治時代尚有一部分族人才自平地遷徙山地,例如信義鄉雙龍村有一家Su-ba-lian(蘇巴利安)氏族即是日治時期才自集集遷徙雙龍村;以及明德村之石姓氏族原來居住在Leq-leq,日治時代他們才遷徙明德村,他們從未深入過布農族中央山脈的邁阿尚(Mai-asang)。

布農族人陸續自西部平原遷徙中央山脈中段崇山峻嶺中,最早的居住地是目前南投縣之信義鄉與仁愛鄉境域。清季繼續遷徙,至日治時代(18世紀)布農族人繼續大規模遷徙,一是往東遷至花蓮的卓溪鄉、萬榮鄉,再從花蓮遷徙至台東的海端鄉與延平鄉;另一支沿著中央山脈南移至高雄縣的三民鄉與桃源鄉以及台東縣海端鄉的山區。如今布農族居住在中央山脈兩側高海拔的山地,主要分布在南投、花蓮、台東、高雄等四個縣。南投則是布農族從平原進入山居的老家與後來繼續擴散遷徙的中心發源地。

三、荷蘭統治台灣時代的布農族

據報導人之報導,布農族人對於荷蘭人有著模糊的印象,因為當時布農族人並沒有與荷蘭人有直接接觸,不過他們確實知道曾經有過荷蘭人的存在。

布農族人因為他們沒有與荷蘭人交接與往來,因此布農族人似乎沒有與荷蘭人發生利益衝突與流血事件之傳說。

按荷蘭人在台,其著重於經濟利益,因此其勢力並未深入布農族當時居住的淺山丘陵與高山地區。不過據報導人說,他們雖然沒有直接的往來,但是有間接的貿易,布農族人將獵獲的鹿皮賣給漢族與平埔族人,漢族人與平埔族人再轉賣給荷蘭人。而據一些報導謂布農族人使用火槍始於荷蘭時代,布農族人輾轉從漢人處購得荷蘭人的槍支,蓋以山產交易所得。清代時,布農族人與漢族人貿易,火槍和火藥成了交易最重要的東西。

四、清代布農族的歷史與發展

清朝所闢的八通關古道,在1987年4月17日,被公告為一級古蹟。八通關古道的登山口,位於東埔一鄰的陳有蘭溪溪谷兩側。順著河流溯溪而上,水勢愈來愈湍急,沿途可欣賞壯麗的峽谷風光。而清朝及日本人所闢建的八通關古道,就在溪谷兩側。左側山壁是日本人開闢的山路,……清朝開闢的小徑,則是沿著右側溪谷上溯,除非有當地布農族嚮導帶領,否則很難跨過陳有蘭溪,在這片原是布農族獵場的蠻荒山地中,找到當年清人鋪設的青苔石階。八通關古道的出現,可追溯到19世紀末葉,清同治13年間,當時清廷為了防禦台灣後山,特派遣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禎抵台督軍,規劃了開山撫番的移民計畫,分北、中、南三路闢道,貫通前山與後山。南、北兩路沿海岸而行,大致已被今天的南迴、北迴公路所取代,唯獨中路穿越蠻荒之地,於光緒元年正月,由吳光亮帶領動工,當年10月即以驚人的速度,自林圯埔(竹山)起,經鳳凰山、東埔、八通關、越過秀姑巒溪,到達花蓮的璞石閣(玉里),完成了這條全長128公里的步道。這條道路可以說是第一條由官方主導的中部橫貫公路。清代所闢建的這條古道,以中央山脈為中界,西部沿著陳有蘭溪,東部沿著拉庫拉庫溪闢道。在山路開通之後,漢人卻鮮少利用此道移民東部,而原住民則早已習慣走山上的獵徑。日久之後,叢生的雜草淹沒了辛苦開闢的道路,至今只留下部份遺跡。這條舊道很快就被日本人順著原住民各部落所開闢的新路線所取代,開道之前,日人多次派遣了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人類學者及探險隊實地勘查各部落的風土民情,最後才開通此道,並完成了開山撫番的工作。日人所闢的這條道路的中段,就是最吸引登山者前來一探究竟的八通關健行路線。而清人冒著九死一生開闢的中路,直到近年來,在民間古道學者楊南郡的努力之下,才重現天日,目前僅餘淺山地帶的石階路段可供探險,但一路荊棘難行,鮮少人至,所以倘若有人能攀爬到此,也是殊榮一件。如今清代八通關有半數路段已劃入玉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列為史蹟保存區。(林瑞珠〈秋高賞月去:東光部落的美麗豐饒與哀愁〉)

布農族發展到清代,原住民不再是台灣社會的唯一主人,而開始與漢人產生了競爭關係。尤其是在清代所謂的隘勇線及土牛溝,番界之變動過程,正反映了兩者之間的競爭過程與勢力的消長。

五、日治時代布農族的歷史與發展

日本在台灣的總督府,對各族原住民的統治,在行政上或討伐上採取各個不同的對策,而各族之抗日行動也是獨自展開的,有別於漢人的抗日型態,然而不畏強權抵抗暴虐的精神是一致的,日本為達成其加速開發而榨取資源勞力,為推行皇民化而不顧受治者的傳統語言文化及民族自尊,在平地的漢族人之間,曾滋生眾多的抗日事端,在理蕃的施政上,同樣也激起原住民的憤而反抗,製造了大大小小的抗日事件。

早在1624年至1945年,長達300多年的時間,台灣已陸續被荷蘭人、西班牙、明鄭、滿清及日本等強大的勢力所控制,但荷蘭及西班牙的動機只是想拓展貿易,擴張勢力範圍,經濟利益是最主要的;滿清時代,清廷政府曾訂定了一些保護原住民的政策,但漢人龐大勢力,已經造成了原住民強大的威脅,就在此時,稱為熟蕃的平埔族,就在族群與文化弱勢的情況下日漸漢化,以至於消失無蹤。被稱為生蕃的台灣高山原住民族,深居山中或遠離漢人勢力,絕不屈服於漢人的腳下,而真正的強烈抵抗始自於1895年至1945年的日治時代,原住民用肉體身軀,抵擋槍砲子彈,以原始抵抗文明,但最後終於低頭於日帝的船堅砲利。

以大家族散居於中央山脈中段高山地帶的布農族原住民自1906年至1933年間發生過數十件抗日事件。1930年,有些族人甚至不服總督府當局的統治,集體從其居地逃亡,並在玉山東方的山岳地帶建立新的家園。日本警方雖也頻頻前往勸說,但他們依然不服命令,直到1935年,好不容易才歸順日治政府。這當是台灣原住民當中,最後歸順的種族。

以下舉布農人較大的抗日活動:

(一)大分事件

布農族的抗日事件,其中尤以據守玉穗社的拉荷.阿雷家族最為傑出。拉荷.阿雷是夫婦連名,拉荷為夫,屬布農族郡社群依斯坦達(Istanda)氏族人;阿雷為拉荷之妻子的名字,據其後代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村顏建榮及顏進寶(曾任代表會主席及兩任縣議員)兩兄弟說,其祖母阿雷為巒社群索格魯曼氏族人。其次是拉荷的親弟弟阿里曼.西牽,更是布農族人茶餘飯後討論的英雄人物,其神乎其技攀爬懸崖突襲日警的事蹟,故事神話頗似台灣民間傳奇廖添丁的事蹟。其後代後來遷往台東定居,漢姓胡。

拉荷.阿雷家族抗日英勇事蹟如下:

1912年台東馬典古魯事件,為高山原住民布農族的首宗抗日事件。

日人據台以後,推行五年理蕃事業,第一步就是沒收原住民的槍枝和彈藥。大正三年(1914年),日人執行南布農人的武器沒收,引起族人相當憤怒。

大正四年(1915年)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布農族同胞,因忍受不了日警的跋扈作風與強暴原住民女兒的劣行,憤然起來大舉抗日。5月12日先有喀西帕南事件發生,新武呂溪花蓮廳下喀西帕南、樂樂、丹卡各社及台東廳下布農族百餘人,大舉襲擊喀西帕南駐在所,殺死巡查7人、警手3人。

大正四年(1915年)達馬荷社於5月17日發生大分事件,拉荷.阿雷及其弟阿里曼西牽率領56名布農族人偷襲攻打日本田崎警部,使12名日警喪生,道路為布農族人堵塞,交通斷絕多日。

日人沒有多久便平息了這一次事件,事後,日人封鎖八通關古道,拉荷.阿雷、阿里曼西牽兄弟受日警圍勦,移至荖濃溪上游之達馬荷(玉穗社)建立永久抗戰基地。

可是中路沿線的布農族人抗日事件仍然層出不窮,使日本人窮於應付,而道路兩旁的日警殉難碑,也一根一根的多了起來。

台東廳下之新武呂方面,布農族抗日事件亦頻起,為了強化中南部山區布農族的統治,日本人決定在大正八年起另外動工興築與清代中路錯開的八通關越橫斷道路,大都繞著山腰保持水平的平坦路面,以能運送輜重補給軍需為原則,東線路段還要直接通過大分等重要隘口,各地密設警察駐在所,並構築防禦工事,架設通電鐵絲網警備線阻隔,以收鎮壓控制之效,全面肅清大分事件所形成的隱密勢力,和封鎖及包圍達馬荷社布農族郡社群人。八通關越橫斷道路於大正10年(1921年)完工,全長約125公里。

而在高雄管內郡社群布農族人仍然出沒於六龜方面,困擾著日警不得不停止製腦事業。昭和六年,日人又開闢連接里壟(台東關山)至六龜(高雄六龜)之關山越警備線,全長約175公里。

從此散布在荖濃溪及拉庫拉庫溪兩岸的布農族人,完全在日本人的俯瞰之中,從警備線上之中之關駐在所可直接監視玉穗社,南北挾攻玉穗之圖即將得逞。

1928年,南投郡大原住民5戶48人遠來投靠,勢力大增為郡大群勸誘事件。

1931年,關山越嶺警備線全線完工,拉荷.阿雷喪失最後天然屏障,在腹背受敵下,拉荷.阿雷迫於形勢,開始與日警和談接觸。

1932年,日警多人首次冒險進入玉穗社勸降。

1933年,日方招待玉穗社布農族人赴台北觀光,4月並在高雄舉行拉荷.阿雷歸順典禮。

1933年(昭和8年)拉荷.阿雷出降,長達18年連綿不斷的布農抗日行動才告一段落。

自1917年,拉荷.阿雷為逃避日人緝捕,翻越雲峰匿居玉穗山,正式與日警長期對峙。台灣在甲午戰後割讓給日本,原住民中布農族的拉荷.阿雷率族人,與日人玉穗山區對抗達18年之久,1933年(昭和8年)才投降而順日,可說是台灣抗日史上,最持久的戰士。

1940年,拉荷.阿雷一族移居歐巴喀爾台地。

1943年,拉荷.阿雷再遷往復興,不久病死,享年90歲。拉荷.阿雷的精神永佔布農族後代心中。

(二)丹大事件

第一次丹大事件,1916年,南投丹大社布農族與臨近群眾聯合向丹大日警駐在所發起圍攻。據說丹社群人伐木工人,不滿日方壓搾勞力及薪資待遇不公問題,加上日人平日苛求,遂發生丹大事件。第二次丹大事件:1917年,花蓮港廳下布農族施武郡群,誘合丹大社丹社群人,又舉行反抗日警的武裝起義。日人由集集方面調援,封鎖山地,斷絕生活物資,始得迫其投降。

(三)霧鹿抗日史

早期布農族人為了耕地,獵場的取得縱橫山林中,居住型態為獨立式,同一個氏族才會同屋而居,同地而耕。在兩次的族群大遷徙中,形成整個中央山脈一戶一個山頭遍佈著,因此在沒有集體部落的生活下,造成每戶家人向心力強,對外來採排斥的心態。但在日本人入侵台灣,用蠻橫手段統治中央山脈時,造成布農族人的反感,甚至造成氏族與氏族間聯手抗禦的抗日行為。日據時代,現南橫地區在明治四十四年發生馬典古魯(Bachingul))事件發生後,霧鹿地區民眾也不落人後,進行了一連串的抗日事件。(劉炯錫主持台東縣永續發展學會、中華建築文化協會《台東縣海端鄉布農族霧鹿部落社區再造工程規劃案》,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委託,2000年)

霧鹿布農族人對抗日本人的侵略行為:(見同上)

大正三年1月8日:日警率已順服的阿美族及卑南族人在霧鹿(現電信局位置)誘殺了21名布農族人。史稱霧鹿事件。

大正三年1月9日,霧鹿3位族人,用3把槍在今下馬國小下方埋伏殺死了12名返途的日方搜索隊,為族人報仇。

大正三年12月6日,利稻、霧鹿社的族人攻打新武路駐在所(現新武村),殺死兩名巡查,搶走槍枝40枝,彈藥近4百發,燒毀駐在所。史稱新武路事件。

大正三年12月18日:霧鹿、利稻兩社再度攻打新武路臨時駐在所,殺死3名殺傷2名,再次燒毀駐在所。

大正三年12月20日,霧鹿社、Hbis社等族人約14人遠赴花蓮清水駐在所奪走8枝槍枝,彈藥1百多發,並將巡查下田夫婦首級砍下。史稱清水事件。

大正三年12月22日:霧鹿社人60族人襲擊德高寮,致對方1死1重傷。

大正四年3月5日,遠征高雄廳境內,和上寶來溪頭社之族人一同襲擊上寶來駐在所,殺死1名並重傷兩名巡查,該所財物全被取走。史稱六龜里事件。

大正四年5月12日,在庫西帕南社(八通關古道下方)族人的引導下,攻擊庫西帕南駐在所所內11名警員首級全被取走。

大正五年11月18日,在馬里散流域襲擊六龜支廳2名巡查,取走首級。上述抗日事件中當中,除了展現霧鹿布農族人在抗日史上的英勇表現,也為現代霧鹿人留下光榮的回憶。遺憾的是,過去可以作見證的史蹟,因為現實環境的逼使,以及當時政府不希望留下侵略主義遺毒之下,一些遺跡均被摧毀。目前霧鹿人較引以為傲的霧鹿事件,其中雖有悲傷的一面,但是先人埋伏反擊,以一當百的精神卻令他們津津樂道。

霧鹿人記憶中的霧鹿事件,官方版之霧鹿事件:大正二年(1913):新武路溪附近沿岸之布農族人攻擊海端駐在所,將巡查石川的頭顱取下,日警曾命令布農族之兇手自行投案,但不被布農族人理會。日警為了要進行搜索,並防布農族人下山出草,派17名警察勘察布農族人之出草小徑。大正三年(1914)1月,里壟支廳蕃務課長井野(施添福於《地域社會與警察空間:以日治時代關山地方為例》專題中,指台東廳警務課長自任隊長。王新民所著《中央山脈守護神:布農族》則指里壟廳蕃務課長井野率領。)成立臨時搜索隊,並自任隊長,率領日警2百名及已被馴服的阿美族人120名,從鹿寮溪向新武路堆進,當晚搜索隊駐紮於霧鹿社。隔日召集附近布農族人,由井野隊長親自說明搜索隊入山的目的,並對布農族人出草的行為加以警告。當井野宣佈解散休息時,擔任搜索隊腳伏之阿美族人突然砍殺布農族人,當場殺死20餘位布農族人。當日警搜索隊踏上歸途時,霧鹿布農人立即進行復仇,在下馬谷附近的新武路溪底,砍下日警、阿美族12個首級。由於此次事件,布農人抗爭的情緒再度為之沸騰、導致後來駐在所、日警、腦寮、腦丁皆成為布農人的攻擊對象。(見同上)

逢阪事件:逢阪事件紀念碑位於前往台東縣海端鄉霧鹿的路上豎立在蜿蜒的公路旁。全文如下:「日據時期,新武呂溪附近山區,散居布農族聚落,日人為利統治管理,強制布農族人下山定居。若不從,即放火燒屋或用大砲轟擊聚落做威脅,同時大肆搜括布農族人賴以維生之槍枝、彈藥,遂引起布農族人為族群命脈之延續,發起有組織之抗日行動。1933年,下馬對岸之布農青年李永和、蘇巴利等10人突襲新武附近之逢阪派出所,擊斃兩名日警及其眷屬5名。由於布農族人已先將電話線截斷,故關山廳派日警前進往搜捕時,李永和等人已安然翻山至清水山區躲藏,也因布農族群永不屈服的習性,不時突擊日警派出所,造成日人極大的困擾,因此加強策劃緝捕抗日之布農族人之行動。迨1934年,逮捕了抗日英雄拉瑪他星星,因其寧死不屈而壯烈成仁。此後,日人為維護關山警備道路之暢通,將其勢力延伸至各山地部落,沿線設置派出所16處,瞭望台2處,兵營及砲台3處,可見日人乃因懼怕而採高壓防備,亦彰顯布農族群為生存而戰,堅忍不移之鬥志,特立碑為紀。

(四)檜谷事件

今高雄、台東二縣交界的中央山脈地區,昔日有一處布農族人優遊自在的世外桃源,叫做檜谷。1931年,日人闢建關山警備越嶺道(即南橫公路的前身),經此地越過大關山埡口而東抵台東。當時山地的日本巡查,握有行政、司法、教育等權力,以低廉工資驅使布農族伐木開路,陷其生活於困境。這一帶的布農族人因不堪日警欺虐,遂在沿路掀起抗日熱潮,與日警激戰一年又四個月,足見壓力越大,反抗張力越強,不過結局又是弱小民族落敗。餘下老弱婦孺,被集體趕到今台東縣延平鄉鸞山村,位於東部海岸山脈南段的東巒大山西側山地,且劃為山地管制區,與外界隔絕,任其自生自滅,其厄運竟與霧社事件的餘生部落清流一樣。他們的境遇直到台灣光復後始獲改善。

(五)大關山事件

乃指1932年由Lamataxinxin(拉馬達星星)所領導的布農人,攻擊大關山駐在所(今南橫公路線上)的日本警察,最後導致整個卑南溪流域布農人被集團移住至今日台東縣沿山地區的事件,該事件被認為是對日本殖民政府的最後一次武裝抗爭。(黃應貴《布農族》)

拉馬達星星是布農族的民族英雄,他為守護家園及維繫族人安危毅然對抗日治時期高壓統治台灣的日本政府,拒絕日本大帝國主義皇民化的異族政策,堅持不向日本政府投降,為保護家園及族人安危奮戰不懈,終為日軍所圍捕囚禁,因堅不投降終為日軍槍殺壯烈犧牲。

六、現代布農族的歷史與發展

國民政府於1945年統治台灣之後,初期基本上廷續日治時期的治理方式,並進一步提出山地平地化政策。除了積極推動原住民居住地區的交通建設、定耕與造林,並推廣國民義務教育、改善生活、執行土地測量等政策,以提高原住民的生活水準,更將山地行政管制區逐步開放,進而納入整個台灣大社會的一般行政體系中。這些措施,均有利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原住民地區的發展。在1965年左右,台灣經濟開始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之時,大部分台灣原住民地區均已納入台灣大社會的市場經濟體系,市場經濟的機制得以在原住民社會有效地運作。也因此,相對於過去,原住民的生活水準確實提高了不少。但相較於漢人,其差距反而益形擴大。這種社會分化與貧富懸殊化的現象,也開始發生在原住民之間。不少較為貧困的原住民不得不到都市裡討生活,使得原住民地方社會產生明顯的改變與轉化。台灣社會在1987年解嚴以後,多元文化乃至於多元社會的觀念與理想開始得到重視。各種與原住民利益有關的社會運動得以合法地開展,追求傳統文化的重建以做為文化認同的趨勢,更受到當局鼓勵地方文化政策的影響而更加活躍。例如原住民教育法通過立法便是實際的例子,母語教育已成為當下原住民文化運動的具體象徵。但另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台灣有效地發展與支配,原住民的少數、弱勢地位並未因地方文化或多元文化的發展而改變。相反地,原住民社會內部的分化與貧富懸殊,因大社會資源的介入而更加白熱化。也因此,從17世紀荷蘭人開始經營台灣到今日,台灣原住民社會文化實經歷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資本主義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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