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禁令往往走向其反面。如「官妓」的革除，就曾產生了兩個方面的結果：一方面是官妓明裡暗裡繼續存在，如乾、嘉時期著名文人金士松（後官至禮部尚書），年輕為諸生時，曾與潮州船妓春姑有舊，為官後曾任廣東學政，「向例，當道往來，蜑船應役，時春姑猶在舟，未脫籍」。他復踐前言，贈五百金而贖之。可見，官妓革除後數十年間，官場舊例仍未完全改變。以民間船妓應官場交往之役，成為官妓的另一種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官妓革除也推動了私妓進一步氾濫。《揚州畫舫錄》卷9：「官妓既革，土娼潛出，如私窠子、半開門之屬，有司禁之。」

當然，在實際社會生活中，也不難找到禁娼法令實施的例子。康熙三十八年，奉旨前往湖南審案的京官剛五達為地方官員彈劾，遭到查辦，原因之一就是他途經武昌時「接娼妓歇宿，以致百姓鳴鑼喧嘩」，移住漢口時又與屬下「每日每人接妓女一名，歌唱作樂」的不端行為。（清•郭琇《華野疏稿》卷2）康熙時著名的「清官」于成龍，就曾頒布過〈驅逐流娼檄〉，對所屬各衙門官員及吏胥的狎妓宿娼行為進行懲治，並將境內娼妓驅逐出境。（于成龍《于清端政書》卷5）雍正《廣西通志》卷80：縣令蔣芾因「革陋弊，嚴燒鍋、賭博、娼妓、伶人等禁」，受到巡撫的賞識，「下其事於所屬以為法」。直到晚清時期，仍能見到由於宿娼而受到懲處的例子，如同治間有個叫張其翰的京中惡少，「山西人，家富於貲，少無賴，善鬥，入貲為坊官……。旋以宿妓拒捕，革職論戍，遇赦釋回」，不久，又因為宿娼拒捕受到官府追捕，不得已逃往勝保的軍隊大營中。（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補篇》）。從法律層面來說，禁娼令一直沒有廢止，從京師到各地，也不乏執行禁娼法令的事例。

有時候，禁令也會成為官場鬥爭的利器。劉體智《異辭錄》卷2載：光緒時宗室、禮部右侍郎寶廷，光緒八年（1882年）主持福建科舉考試，歸途中娶妓為妾，「同行而北，道路指目。至袁浦，縣令詰其偽，欲留質之，侍郎大懼。以平時風骨，頗結怨於人，恐疆吏發其覆，遂於道中上疏請罪，部議褫職，報可」。顯然，狎妓這類事，大家都可以做，甚至是公開的做，但是法律上卻是不允許的，因此這種行為也可能造成「道路指目」，乃至成為政敵攻擊的把柄。一個出京主持科舉考試的侍郎，甚至也會因此懼怕一個縣令。寶廷自己就曾以此類題目彈劾別人，現在只好自請去官了。

而《清稗類鈔》所載，嘉慶間，山東某地的一個縣令也曾因狎妓而罷官，但卻是另一種情況：「山左有知縣蔣因培者，字伯生，江蘇舉人，善詩律，少負文名。仕齊魯，日為平康遊。夏插花擁髻，放舟大明湖，遇上官，亦不引避，惟軀唱諾而已。後為錢中丞臻劾罷，遣戍。吳中士大夫尚惜其才，為之延譽，未期年，復其職。」顯然，蔣氏被罷官，實不為狎妓而是因為對上官尊重不夠，以狎妓劾罷，只是一個由頭而已。

禁娼敗馳之因

但總體上看，康、雍時期，禁娼法令漸趨嚴密，乾隆時形成完整的制度。實際社會生活中，至乾隆時期，在一片歌舞昇平之中，禁娼令已經徒法不行，成為一紙「具文」，造成了事實上的馳禁。至嘉慶時進一步重申並加重了處罰力度，再度嚴禁，但積重難返，禁娼法仍未得到認真貫徹實施。

而禁娼法令的敗馳，當然也要從文化和制度上找原因：

清政府禁娼的出發點，很大程度上就是表明自己是正統觀念的維護者。至於執行層面上的事情，政策的制訂者往往鮮有慮及。典型的如乾隆帝，頒布禁令時將賭博和娼妓視為社會風俗的四大惡習之一，痛加譴責。《清高宗實錄》卷14：「朕聞奸宄不鋤不可以安善良，風俗不正不可以興教化。」他認為社會上最大的醜惡現象有四：盜賊、賭博、打架、娼妓，「此四惡者，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為善良之害者，莫大於此」。而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娼妓作為傳統時期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綿延數千年，歷來文人騷客多有狎邪之遊，亦多有風流佳話，在觀念上不以為非，認為至多不過是生活小節問題，「夫夜合之欲，情不自禁，乃過之小者」。（昭槤《嘯亭雜錄》卷9）

總體上言，士大夫階層從來也不認為聲色之好是品德不端的表現，通常還認為將縱情於聲色與人品牽連是一種迂腐的表現。「江淮名妓」現象便產生於這種傳統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妓之所以成為名妓，主要是由於她們脫離了某些羈絆，能夠與文人們詩詞互答、琴棋同樂，通過文人們的口傳筆誦而成名。「所謂天下正人，理學名儒，然而不免於此，可知粉黛烏裙固無妨於名教也。」（昭槤《嘯亭雜錄》卷10）此種氛圍中，禁令沒有具體操作性，其流於形式也就在所必然了。

清政府的禁娼法令在與傳統觀念衝突的情況下，不僅難以完全執行，甚至遇到了公然抵制。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年任廣州知府的趙翼就曾對禁令進行抵制，《簷曝雜記》卷4：「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恃以衣食，一旦絕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富人，亦裒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趙翼反對禁娼的這個理由，是當時人們的一個普遍認識，把保持市面繁榮與娼、賭、戲曲等聯繫起來，作為開貧民就業之道的方式。錢泳《履園叢話》卷1：「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遊船、青樓、蟋蟀、鵪鶉等局，皆窮人之大養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流為遊棍，為乞丐。為盜賊，害無底止，不如聽之。」這種理念不論正確與否，都是一種公然違法的行為。

沈葆楨為兩江總督時曾厲行禁娼，但格於社會實際情況，不久就馳禁：「沈文肅公葆楨帥兩江時，下令嚴禁娼妓，曲中諸姬咸風流雲散。適揚州太守來見，文肅告以禁娼之政策，且詢以揚州曾禁娼否，守對曰：『大帥禁娼，而卑府治下之娼愈多。妓女多揚州產，卑府不能不許其回原籍也。』文肅為之悄然，遂馳其禁。」

另一個典型事例是：近代理學名臣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起義後進入江寧，以行動來支持秦淮河上娼妓業的恢復。「金陵克復後數月，畫船簫鼓，漸次萌芽。時六安塗廉訪守郡，亟飛牒縣厲禁。次日，謁曾文正公。公笑謂曰：『聞淮河燈船，尚落落如曙星，吾昔計偕過此，千艘梭織，笙歌徹宵，洵承平樂事也。』又次日，公先約幕府諸君，買棹遊覽，並命江寧、上元二邑令，設席款太守。一時士女歡聲，商賈麇集，河房榛莽之區，白舫紅簾，日益繁盛，寓公土著，聞信來歸，遂大有豐昌氣象。公真知政體哉。」（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7）曾氏的用意，亦與趙翼等人相類，無非是地方繁榮，小民謀生，不宜禁止而已。

雍正時的著名封疆大吏李衛不禁娼妓則另有一番道理：「李敏達衛長於治盜，所轄地方，不逐娼妓，不禁樗蒲，不擾茶坊酒肆，曰：此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蹤跡矣。」（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1）而在官方文件及李衛給雍正帝的報告中，李衛卻是一個積極禁賭禁娼的幹將。這種官方檔與地方文人的私家記錄形成的巨大反差，從另一個角度，給禁令難以落實作了一個注解。事實上，當朝廷反覆重申禁令時，官員也許會應景的抓一下，一陣風過後，出於緝捕盜賊的需要，娼賭之所就成了李衛之流捕盜的眼線所在了。「一逢禁令，輒生死逃亡不知所之」（《揚州畫舫錄》卷9），禁令一過則又繁盛如初。

乾嘉以降，吏治敗壞已成積重難返之勢，賄賂公行使所有政令難以落實。胥役人等更是藉政府禁令橫生事端，乾隆初就有人看出政府法令在貫徹中的流弊：「賭博、流娼、私販、私銷，諸奉禁之事，惟衙役勾串瓜分包攬，護庇小民，乃公然違禁。官即清查，先令躲避，稽查愈嚴愈得藉端勒索，是上而阻撓功令之弊也。凡有差票到手，視為奇貨可居，登門肆橫，索酒飯講差錢，稍不遂意，百般恐嚇，鄉民畏事莫敢聲言，是下而剝削小民之弊也。」（《清朝文獻通考》卷24）

查禁官員與吏胥，往往以得賄為目標，所謂禁令，成為一些官員非正常收入的一個管道。道光時任福建汀漳龍道員的張集馨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說：「郡城娼樓賭館，甲於通省，皆各衙門書差輿夫包庇，每月送娼賭費三百元至署，家人十數元，數十元不等，此乃道中陋規。」地方查禁娼、賭，也不過是索賄常例，同一時期當縣令的段光清在《鏡湖自撰年譜》中說，「凡地方匿藏娼戶，隱埋賭家，無不暗索其陋規，即自帶家丁，亦隱分其餘利。」偶有地方官員查禁娼賭之人往往覺得，「彼皆得我規費，何懼懼哉。遂不以為意」。在這樣一種官場風氣之下，禁娼法令的敗馳，勢在必然。

中國傳統社會中政策、法令成為「具文」的現象十分普遍，表現出國家行政與社會生活實際的嚴重脫節，清代的禁娼令亦是如此。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開徵花捐，將娼妓變成一種合法收稅的行業。此後所要打擊的，只是未向當局註冊、偷漏國家稅款的所謂「私娼」了。至此，清代的禁娼法律，已經走向了它的反面。

※延伸閱讀：
•清代的娼妓與政府的禁娼 (上)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