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昌隆：機械繅絲廠的誕生

其實蒸汽機械出現在廣東也不過十年的光景，時間回溯到1872年，一個名叫陳啟沅的僑商返回了他的家鄉──廣東南海縣簡村，攜帶著多年漂泊海外積蓄下來的七千餘兩白銀，在那裡他興辦了一家小型的機械繅絲廠，取名「繼昌隆」。甚至連他本人都沒有想到，這家規模不大的私營企業竟然搶去了中國近代工業史上的兩項桂冠，它是內地第一家華僑企業，同時也是中國機械繅絲企業的第一家。

至於為何沒有選擇通都大邑，而是在這個偏僻村落來開設這家工廠。大致上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七千兩白銀的經費，在置辦設備、雇傭勞力後顯得過於拮据，很難在廣州、佛山等市鎮立足。另一方面，相對於市縣，晚清的農村長期處於宗族自治之下，政府權力處於真空狀態，無論是官府還是絲織行會全都鞭長莫及。對於這個蒸汽繅絲的新生異類來說，躲過官府和行會也就是躲過了麻煩。

事實證明，陳啟沅的判斷是正確的，新式工廠也是成功的，成功體現在他的生產能力和產品附加價值上。根據時任南海知縣的徐賡陛在其公牘《不慊齋漫存》中對於繼昌隆繅絲廠蒸汽設備的生產能力有過大致的計算，他寫道「每一個女工可抵十餘人之工作」。由此不難想像，蒸汽機械的出現確實嚴重影響了手工織工的生計。據統計，截至1881年前後，繼昌隆繅絲廠的規模已經相當可觀，大約增到了八、九百人。照此推算，僅繼昌隆一家就搶去了近萬手工工人的飯碗。

當然，這還不是最要命的，在當時來講，中國絲商基本上還沒有營銷手段的概念，因此產品質量就成為了影響價格與市場的關鍵。19世紀以來，中國絲織品質量的下降成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19世紀初，就已經有英法商人公開站出來抱怨中國生絲繅製工藝以及產品包裝的粗糙。1873年一位外籍人士曾經滿腔憤懣的在這一年的5月3日號《北華捷報》中撰文稱：「中國人必須嚴肅地意識到中國生絲在歐洲的真正的地位，並且盡一切力量加以改進」；「除非在這兩方面採取改進措施，他們的生絲就必須從我們的消費中排除出去」。陳啟沅的新式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恰恰平息了西方人的不滿。由於產品質量優良，很快便贏得了海外絲商的信任，同時也獲得了巨額利潤。難怪他在自己晚年的著作《蠶桑譜》中得意的說：「成本則如是也，用繭則如是也，沽出之價，竟多三分之一。」儘管他還不懂得產品附加價值的道理，但是「一分錢一分貨」的古訓，使他堅信了機械繅絲確實強於人工。

當然，相信者遠不止他一個。陳啟沅的成功無疑起到了示範作用，繼昌隆設立後的三、四年時間裡，南海、順德兩縣的鄉野之間機械絲織廠形成了風起雲湧的態勢，據1880年海關報告，當時廣東全省已經有機械繅絲廠100餘家，共計絲車2400架，儘管這個統計還不是很完全，但至少說明了當時的發展趨勢。

蒸汽繅絲企業的快速發展，讓很多人按捺不住了。其中包括手工業主、失業工人、道德鄉紳、土寇流匪、甚至普通的仇富民眾，矛盾終於爆發了。

流血衝突：地方官的兩難

1881年10月5日正當午時，一千餘名滿臉憤懣的手工繅絲工人，甚至還有匪徒裹狹其間，他們高舉「錦綸堂」的旗號衝進了距離簡村只有一河之隔的學堂村。搗毀了裕厚昌絲廠，趁亂搶走了繅絲原料一萬餘斤及其他貴重財物，並與前來阻止的莊丁發生大規模械鬥，釀成了血案。

裕厚昌是南海縣舉人陳植榘、陳植恕兄弟在1877年創建的蒸汽繅絲企業，機械完全模仿繼昌隆繅絲廠製造，截止到事發前，他的雇工已有百餘人，可以稱得上初具規模。只是老闆不擅處理鄉里糾紛，經常與附近的「錦綸堂」旗下商賈發生摩擦，最終導致了這次血案的發生。

萬幸的是陳啟沅平時很得鄉人歡心，在這次千人的群體性事件中，繼昌隆繅絲廠得以保全。騷亂隊伍尚未到達學堂村前，已有人飛報陳啟沅。陳啟沅當即命人迅速稟告駐紮在官山的官軍，一面召集武裝鄉丁。安排他們分別把守在簡村和學堂村相隔的河岸上，憑岸守望，防止這批人趁亂渡河突襲簡村。同時他又安排擅於詞令的鄉中父老、廠內職員三、四人，在騷亂分子剛入學堂村時，混入騷亂隊伍，觀察動情，相機應付，達到了輿論引導和打探情報的雙重目的。

這三、四人在學堂村目睹到裕厚昌絲廠被搗毀的混亂場景，一路狂奔回簡村報告消息。陳啟沅聞訊後，也很吃驚，隨即叮囑簡村的武裝壯丁，嚴加戒備。一旦察覺有人渡河，只許對方派代表過來商談，不許大隊人馬過河。一旦強渡，立即開戰。

這批騷亂人群，在學堂村搗毀裕厚昌絲廠後，一通搶砸，由中午一直持續到了傍晚，歷時四、五個小時。入夜時分，部分暴徒企圖渡河，但發覺對岸已有武裝戒備，便四散而去。事件發生後，南海知縣徐賡陛權衡利弊後出示了一道名為〈禁止絲偈曉諭機工示〉的公文：「本縣為民父母，固不能庇奸民而縱其橫暴，也不能袒富民而任其壟斷。蓋地方之芬頑必當究治，而小民生計，尤應兼籌」；明令「裕厚昌、繼昌隆、經和昌等絲偈之家，克日齊停工作……」。

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南海的機械繅絲企業全部被迫停工了。久經市面自幼闖蕩越南的陳啟沅，把絲廠遷到了澳門。

關於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特別是私營企業的夭折，不少歷史學者大都見仁見智的闡述過自己的觀點，大多歸咎於西方資本的競爭抑或問責於封建官僚的盤剝。在這兩大原因的遮蔽之下，往往忽略了手工生產者抵制這個環節。

正如西方步入工業化時代一樣，生產工具的改進與工人始終扮演著天敵的角色，技術進步的副產品之一便是工人的下崗失業。當120餘年前舊式官僚徐賡陛面對這道近代世界難題時，無疑也陷入了左右為難的抉擇，一方是失業工人，一方是商業精英；一方代表著收入公平的訴求，一方標誌著生產能力的進步；一方是民生，一方是發展。

在沒有建立制度去均衡貧富，沒有機構承擔救濟失業民眾的時代。這個平衡只能求助於政府，確切說是求助於一個地方官吏來把握住平衡，這個平衡點過分地依靠官員個人自我的才學與能力來找尋。在社會矛盾彰顯之後，利益摩擦的爛皮球最終總會翻滾到社會管理機構的腳下，當然，文中的南海知縣徐賡陛憑藉著尚佳的腳法把球一腳踢出了界外，暫時維護了一方的穩定與平安。但是，他遠沒有意識到他的做法根本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生與進步的矛盾，只是將二者在地域上進行了簡單的分離。事實上，這是一個兩面不討好的決定：「懲治騷亂分子，驅逐蒸汽企業。」被處理的雙方都不會認為這是一個有作為的政府，隱性矛盾的存在便為兩者衝突再次激化提供著可能。一旦爆發，為此事再次傷腦筋的必然不是別人，只能也只會是徐賡陛所效命的滿清政府。由此可見，制度遠比一個能吏更重要。

※延伸閱讀：
•一位晚清知縣的難題：公平還是效率？ (上)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