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想念你，你還是你。
他們不想念你，你還是你。
就是他們永世的忘了你，永世的罵你，你還是你。
任憑你力量怎樣單薄，效果怎樣微細，
一生怎樣苦惱，命運怎樣不濟，
你終是人類向著「人性」上走的無盡長階上的一個石級。
「人性」要向你微微的笑。
這微微一笑之中，證明你的普遍而又不滅的價值。
──傅斯年〈前倨後恭〉
民國8年5月1日
《新潮》第一卷第五號

今年（2009）「五四」進入90週年，不禁想起我在台大求學時期（1958∼1966）有機會聆聽到幾位五四人物在台大的演講，覺得實在是個人平生莫大的幸運，能親眼目睹到幾位創造歷史的人物的現身說法，也是一生值得懷念的珍貴經驗。

傅斯年先生

第一個與國立台灣大學有關的「五四人物」自屬光復後第四任校長（民國38年1月至39年12月）傅斯年先生（1896∼1950）。我雖未曾親炙傅校長的風範，但在李玄伯師指導下，讀過他多篇有關中國上古史的論文，對他在學術方面的成就極為敬佩，故首先論及傅校長。

「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不外兩種詮釋。一是指民國8年5月4日的「學生愛國運動」，一是指民國8年前後中國所發生的「新文化運動」。既然是以「五四」為名，我們還是先從5月4日的學生愛國運動說起。五四運動的真正爆發原因，是因為巴黎和會列強對中國的欺凌。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結束。當時各戰勝國大肆宣傳說，這是「公理戰勝強權」。中國是勝利國之一，在北京舉行了勝利慶祝大會，並將「克林德碑」拆除（克林德是德國使節，在義和團之亂時被害。辛丑和約中，德國要求中國在克林德遇害處立碑），改立「公理戰勝碑」（1953年，中共將「公理戰勝」四字改為「保衛和平」。此碑現立於北京中山公園）。中國將因此有轉弱為強的機會，對巴黎和會寄予厚望。

民國8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協約國）和戰敗國（同盟國）在巴黎舉行和會。中國以戰勝國的身分派出外交總長陸徵祥、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和廣州軍政府代表王正廷等5人組成的代表團與會。中國希望能夠在和會中廢止列強在中國的特權，取消中日新約（「二十一條」），收回德國在華的所有權益。可是和會對廢止列強在中國特權的要求，根本不加考慮；也未將取消「二十一條」列入議程；於是中國全力爭取德國在山東權利的歸還。但和會在四月下旬竟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完全讓與日本，並且迫使中國在和約上簽字承認。

和會上不利於中國的消息陸續傳回國內，國人憤慨達於極點，痛恨列強橫蠻如故，公理全為欺人之談。中國人除奮起救國外，已別無他途。北京各大學學生反和會（不公）、反政府（無能）、反日本（霸道）情緒高漲。他們認為只有喚起民眾迫使在外交上準備屈服的北洋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作為收回山東權益和取消「二十一條」的張本。他們也認為以往辦理對日交涉的現任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人乃是罪魁禍首，需加以嚴厲譴責和制裁，以伸張民族正義。而喚起民眾、同仇敵愾的最好辦法，就是由北京的大學生們舉辦一次轟轟烈烈的示威遊行，向北洋政府，向日本帝國主義，向巴黎和會來表達中國人民強烈的不滿和抗議。

傅斯年是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即將畢業的高材生，也是一位熱血的愛國青年，由於愛國心的驅使，毅然參加五四示威遊行，是20個領導者之一。5月4日下午1時許，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等13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簡單宣言（此宣言為羅家倫所擬）：

現在日本在國際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眼看就要成功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農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今與全國同胞立下兩個信條：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二、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要亡了，同胞們起來呀！

示威遊行主旨宣讀後，隊伍即浩浩蕩蕩的向東交民巷進發，準備先向日本使館示威，再向英美法等國史館提交抗議書。口號和旗幟是形形色色的，主要是「還我青島來」、「取消二十一條」、「懲辦賣國賊」、「拒絕簽字和約」、「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等等。 那時東交民巷巷口軍警密布，禁止遊行示威隊伍通過，於是按預定計畫，遊行示威隊伍折向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宅，找賣國賊曹汝霖算帳。下午4時30分到達趙家樓胡同時，曹家大門緊閉，戒備森嚴。學生們打破窗戶攻入屋內。學生們遍尋曹汝霖不著，正在曹宅的章宗祥走避不及，被學生們痛毆，憤怒的學生們放火焚燒曹宅，是謂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一幕。這時大隊軍警趕來，數十名學生被捕。傅斯年是打入趙家樓胡同曹宅的學生之一，但因離開曹府較早，得以倖免。

傅斯年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旗手之一，他和北大外國語文學系的羅家倫等人在《新青年》（北大教師們的刊物）的感召下，組織了「新潮社」。民國7年1月開始出版《新潮》月刊，鼓吹白話文運動和提倡新思想。傅斯年在《新潮》中發表的新詩和提倡新思想的文章，都是一些發人深思的哲理之言。如本文卷首所引的「前倨後恭」一詩，就是宣揚做一個「不計毀譽的自我」的信念。他也將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的觀念入詩。

民國8年的秋天，傅斯年考上山東省的公費留學英國倫敦大學，12年轉入德國柏林大學。15年由歐洲返國，16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文科學長。1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以專任研究員兼任所長。在擔任所長的20餘年間，治學勤敏，論文屢有創見。傅斯年除從事學術研究外，關心國家政治與社會亦不遺餘力，曾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提出許多針砭時弊的讜言。36年寫出了〈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世紀評論》二月號），批評當時行政院長宋子文施政之不當，充分展示出知識分子不畏權勢的風骨。這種風骨是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文天祥所謂「天地正氣」，羅家倫所謂的「淋漓元氣」。傅斯年於代理北大校長後，38年1月接掌國立台灣大學。傅斯年的風骨為台灣大學奠立了自由主義者對執政當局的批判傳統，他真是「大氣磅礡」的傅校長。

胡適之先生

我在台大見識到五四運動另一個真正大人物是胡適之（1891∼1962）。高中時代曾在國文課本中讀過胡先生所撰的〈差不多先生傳〉，原文發表在《新生活》第二期，民國8年2月出版。〈差不多先生傳〉如此說：

「你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提起此人，人人皆曉，處處聞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掛在大家的口頭，因為他是中國全國人民的代表。

「他常常說『凡事只要差不多就行了，何必太精明呢？』他死後，大家都很稱讚差不多先生樣樣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不肯計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叫他做『圓通大師』。

「他的名譽越傳越遠，越久越大，無數無數的人都學他的榜樣。於是人人都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國從此就成了一個懶人國了。」（作者節略）

中學時代，對背誦古文頗感興趣，如熟記「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這樣的古文句子之後，頗覺樂趣無窮，而自己似乎亦覺頗有學問的樣子。因而對不能背誦的白話文極為排斥。此外，〈差不多先生傳〉似乎對中國人諷刺過甚，其時個人年輕氣盛，民族自豪感頗為強烈，故對胡先生這樣的文字和思想保持相當的距離。

我在台大過的第一個校慶是第十三屆校慶（1958）。是日上午在大操場舉行慶祝大會，由錢思亮校長主持，演講人是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之先生。這時我抱著一個好奇的心理，想看一看胡適之先生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了解一下為什麼他的演講受到人們熱烈的歡迎。他當天演講的主要內容是談中西方大學的歷史。他認為與世界的先進大學比較起來，台灣大學尚處於襁褓中，希望台灣大學能多向國外著名大學學習，有朝一日能擠身世界著名大學之列。期盼之殷，令聽者動容。

胡先生演講時，要言不煩，充分表現出他思想和口齒的清晰明白，聲音之渾厚親切，態度之溫馨從容，不愧為一代大學者。我這才感覺到胡適之博士真正是一代大師。要做一個「博士」就要有胡適之先生的博學、氣度與胸懷。從此我一掃過去對胡適之先生的誤解與輕忽，而轉為尊敬與欽佩。胡適之對本校的影響殊深，李敖學長寫出了〈播種者胡適〉的鴻文，肯定胡適對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民主憲政以及學術獨立和長期科學發展的貢獻；肯定了胡適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真正價值。

大二時，馬天綱同學由農學院轉入歷史系。馬天綱同學經常滿臉笑容、親切風趣、人緣極佳，是具有領袖氣質的人物。他認為我們這屆史學會應作一些有意義的活動，建議我們去邀請幾位碩果僅存的五四人物來台大演講，看一看他們的風範，聽一聽他們的高論，或許對我們自己會有一定的啟發作用。於是我們請到了五四人物羅家倫、蔣夢麟二先生來台大演講。

※延伸閱讀：
•五四人物與台灣大學 (下)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