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先生

羅家倫先生（1898∼1969）在北大時，就讀於外國語文學系。他雖與傅斯年不同系，但亦有同修之課，知道傅斯年中國學問基礎堅實，瀏覽英文的程度很強。又因二人常同去胡適之先生家中請教，討論學問，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從此羅家倫與傅斯年成為打不散，罵不開的摯友。羅家倫是《新潮》月刊創辦者之一，他的文章才氣縱橫、文辭優美、感情豐富。他也參加了五四的示威遊行，是要到各使館遞交抗議書的四位代表之一。現在傳世的五四照片中，有一張還很清楚地看到他走在遊行示威行列裡。

五四之後，他前往英、美、德、法遊學數年。民國15年，羅家倫由法歸國，擔任東南大學歷史系教授，想要以科學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17年，羅家倫卻被任命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在就任校長的典禮上，他說過幾句意味深長的話：「一個大學的圖書館不厭舒適，不厭便利，不厭書籍豐富。我希望圖書館和實驗室成為教員學生的家庭。我希望學生不在運動場，就在實驗室和圖書館。我希望學生除了晚上睡覺外不在宿舍。」

羅家倫認為：「北京清華大學的發展，應以文理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長其他的部門。文理兩學院本應當是大學的中心。文哲是人類的心靈，能發揮得最機動最瀰漫的部分，社會科學都受他們的影響。純粹科學是一切應用科學的基礎，也是源泉。斷沒有一個大學裡，理學院辦不好而工學院能單獨辦得好的道理。況且清華優美的環境對於文哲的修養，純粹科學的研究，也最為相宜。」

羅家倫亦曾擔任中央大學校長。抗戰軍興，中央大學遷往重慶。在此期間，他認為中國的抗日，基本上是兵對兵，農對農，商對商，學對學的對抗，而中央大學的對手就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他勉勵學生說：「我們不應該問我們的將士能否抵抗得過敵人的殘暴軍隊，而是應該問我們的學術是否能與敵人的學術對抗。我們希望能以學術壓倒敵人。就是我們的空軍強大到能轟炸東京的時侯，我也不希望他轟炸東京帝國大學，像他們對付我們那樣。」（單是民國29年，中央大學就被日本轟炸過3次。）

36年2月，國府派羅家倫為首任駐印度大使，成為世界各國中第一位蒞位的駐印大使。印度國旗的制定是參考了羅家倫的意見而定案的。印度的國旗原來想沿用甘地對英不合作時代所用的旗幟，就是以橘紅，綠，白三色為底子，中間安放一個甘地土布運動的紡車。橘紅代表印度教，綠代表回教，白色代表其他各教，橫著排列，以表示各個宗教的大聯合。紡車則代表印度婦女生命之所寄。羅家倫在與印度主要政治人物（包括尼赫魯）閒聊時說，紡車雖然簡單，但不易規格化，各邦仿製，很難合乎比例，國旗不易標準化。他建議不妨採取印度歷史上和藝術上著名的阿育王（Asoka，約前274∼前236，印度孔雀王朝的偉大君主，建立印度大帝國）法輪，既有歷史價值，又有一定的標準。他的意見為印度諸政治家所接受，所以後來印度的國旗，採用了阿育王的法輪。這面國旗的圖案是上有橘紅色，下有綠色，法輪置於中間的白色部分，大概是要使這法輪的形態格外明顯。以一個他國的大使，參與駐在國國旗的設計，恐怕除羅家倫外，是史無前例的。

羅家倫至台大演講時，職務是國史館館長和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身材瘦弱矮小，聲音低沉，但言辭仍然清晰明白。他當時所談的似乎是對國史館和黨史會所藏史料的抽樣分析，我們終於見識了他的淵博學問，了解到半個世紀以來他在學術文化方面的領導地位。

我們史學會邀請的第二位「五四人物」是蔣夢麟博士（1886∼1964）。他之所以列名「五四人物」，一方面是他在五四期間在上海創辦了《新教育》月刊（月刊的宗旨是「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之社會」），另一方面是他在五四運動期間曾代理北大校長。

蔣夢麟先生

蔣夢麟先生留學美國9年（1908∼1917），先在加大柏克萊分校習農。一日清晨，他前往農場觀察擠牛奶的情形，途中遇到一群活潑可愛的兒童上學。他忽然有感而發：與其研究動植物的培育，不如作育人才。農場不去了，返校要求轉到社會科學學院，研習教育學。1912年獲教育學學士學位後，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事杜威教授（John Dewey﹐1859∼1952）繼續研究教育，1917年獲哲學博士後歸國。

民國八年四月底，美國教育學者杜威夫婦抵達上海。他的中國三大門生：蔣夢麟、胡適、陶行知均前往碼頭迎接。5月3日、4日，蔣胡等人陪同杜威在上海演講之際，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因此，蔣胡等人次晨才由新聞記者口中得知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的消息。

在六月號的《新教育》月刊上，蔣夢麟以〈改變人生的態度〉一文，對「五四運動」大加肯定。他在文中說：「五四學生運動，就是解放的起點。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類本性的權利。這樣做去，我心目中見那活潑的青年，具豐富的紅血輪，優美和快樂的感情，敏捷鋒利的思想，勇往直前把中國委靡不振的社會，糊糊塗塗的思想，畏畏縮縮的感情，都一一掃除。欲達到這一偉大目標，惟有自根本上改變人生─生活的態度做起。改變人生態度的方法在於推翻舊習慣，舊思想，研究西洋文學、哲學、科學、美術。把自己認做活活潑潑的一個人。」

五四當天晚上，北洋政府召開內閣緊急會議，提出解散北京大學，撤免蔡元培校長的動議，並揚言要嚴懲參加五四運動被捕的學生。北洋政府認定蔡氏乃是推定學潮的幕後推手，決定撤去蔡氏校長之職。蔡氏深知如為政府逼退，北大之學潮勢將再起，而很可能導致北大的解散；蔡氏為保全北大計，5月9日留書請辭，悄然離京，轉道赴杭，息影西湖之濱。蔡氏之出走引起學界大譁，群起要求蔡氏返校。政府知此事如處理不善，社會勢必動盪更甚，於是政府亦默許蔡氏重回北大。

經過友人的苦心勸說，蔡氏終為所動，願重回北大。但一來他健康狀況不佳，不允許立即返回北京；二來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絕不回北大，倘若就此返校，會授人自毀諾言之譏。於是友人提出一項折衷方案，建議由與他有師生之誼的蔣夢麟暫且先回學校代為主持校務。當時蔣氏是江蘇教育會會員，非北大教授，故先由北大哲學系聘為教授，然後以教授兼總務長的身分代理校長（1919,7,25∼9,20）。

蔣夢麟在北大學生歡迎會上發表即席演講，勉勵學生求學始能救國。救國之要道，在從事文化的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工夫為立足點。後來，蔡元培回校，蔣夢麟協助蔡校長對北大進行各方面的改革。主要內容是：1.建立選修制度；2.整編院系結構；3.學術研究自由；4.實行教授治校。經此改革，北大逐漸走向中國近代最早的，不受政治干擾的，獨立自主的學術機構，建立了它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此後，凡是蔡校長短期離校時，校務概由蔣夢麟代理。

蔣夢麟在民國8年9月代理校長時，才初識剛從北大畢業的傅斯年，後來二人遂成知交。34年9月，胡適奉命出長北大，胡適返國就任前，校務暫由傅斯年代理。39年，北京大學校友在台灣舉行北大建校52週年紀念會時，傅斯年在會上講了話。他以詼諧的語氣說道：「夢麟先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先生，但我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台下的夢麟先生當然明白這是傅先生的調侃之語。他們四人的學問各有所長，而辦事能力亦難分高下。當傅斯年走下講台後，蔣夢麟亦以自遣之語笑對他說：「孟真，你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相視莞爾，可見他們個性的坦率和友誼的真摯。

民國19年，蔣夢麟正式成為北大校長。27年5月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組西南聯大時，本應由蔣氏擔任校長，但蔣氏為了三校的團結，主張聯大校務由三校校長合組的常務委員會共同負責。蔣夢麟和南開的張伯苓共同推舉較年輕的清華梅貽琦實際主持校務。他們三人之間的友誼和團結是西南聯大能在抗戰的艱苦時期弦歌不輟的根本因素。蔣夢麟不久亦兼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日本投降後，北大等三校分別復校北遷，西南聯大遂於35年5月結束。

34年抗戰勝利前夕，蔣夢麟應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之邀，出任行政院秘書長，結束了他在教育界長達26年的服務。37年10月，中美兩國合作在南京成立了「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的委員由中方三人和美方二人組成，蔣夢麟被推為主任委員。翌年，農復會隨政府遷至台灣，從此開始長期計畫，聘請專家培植人才，從事台灣土地和農村的改良工作，完成了「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兩大目標。43年，石門水庫興建委員會成立，經費由農復會負擔。47年8月，蔣夢麟以農復會主委兼任石門水庫興建委員會的主任委員。53年6月14日，蔣夢麟病逝前10天，石門水庫正式舉行竣工典禮，蔣氏自己因病臥床，未能參加盛會，是為憾事。

民國50年，蔣夢麟到台大歷史系演講時，雖已是容貌清癯的長者，但他娓娓而談，語帶幽默，有一股舉重若輕的學者氣象。他的演講內容似為台灣的人口問題，從糧食的觀點認為台灣應該推廣計畫生育，即限制人口的成長。有些關心反攻大陸的人士主張鼓勵人口增加，對他的計畫生育論大加撻伐，甚至叫囂要蔣夢麟自殺以謝國人。面對這些嚴厲的指責，蔣夢麟仍堅持其一貫主張，回應道：「我現在要積極地提倡節育運動，我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一個人。」蔣氏亦提及石門水庫建設的重要性，因為受益的農業生產面積將高達1萬5000公頃。這是一場內容豐富的演講。

感謝馬天綱同學不辭辛勞地主辦這種有意義的學術演講活動，讓一代台大人仍有親炙五四人物風範的機會，擴大了同學們的視野。從這些五四人物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人的品德，睿智和勇氣莫不奠基在堅實的學問基礎上。我們也看到了台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在他們身上的實踐。難道我們可以忽視這看似平凡卻不平凡的八字真言嗎？雖然這八個字的境界難至，但我們總要一步一步地走向前去。（本文的撰寫，獲得台大校史館，台大圖書館年輕同仁們無私熱心的協助，謹此致謝。）

※延伸閱讀：
•五四人物與台灣大學 (上)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