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國內社會科學是由經濟學獨領風騷。不但經濟學家是中央研究院士組成中最常見的社會科學家，並且從北到南，在政府與國立大學當中進行各種評量與資源配置的，永遠少不了經濟學家。

而通常經濟學家自己也非常自豪，主要在於他們對於自己的研究方法謹守「科學」程序，並能在國際發表研究成果，充滿自信，但也因此對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沒有永於在國際學術界發表成果，表示不解，甚至不屑，於是對其他社會科學領域起著強大的鞭策作用。

經濟學家引以傲人的，主要是能夠凡事均通過某種客觀的量表或尺度，但他們的客觀量表主要都是取自國際學術界的。過去在報刊上發生中研院院士朱敬一與台灣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家蕭全政之間的筆戰，主要涉及社會科學研究中所碰到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爭議。

不用說，朱敬一當然是鼓勵國際化的一方，不過他與其他經濟學家向來都很大方的表示，國際化與本土化並不衝突，兩者可以並行不悖。經過此一立場宣示，蕭全政儼然淪為固步自封，閉門造車的一方。

實際上，經濟學家所謂並行不悖，並不是真的並行不悖，而是認為進行本土化研究的社會科學家，應該將他們的研究成果加以國際化。換言之，所謂並行不悖的意思，就是無論如何最後必須國際化，國際化乃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相反的，一些其他專心致力於本土基礎研究的社會科學家，固然不反對同仁們的研究邁向國際化，但可從未主張國際化導向的學者必須也將自己的研究本土化。

如此比較就可以看出，經濟學門的主流意見是，本土化可做可不做，但國際化非做不可。則所謂並行不悖，仍然就是以經濟學家自己的經驗，要求其他學門。

其他學門當然也有力求國際化的學者，但基於語言與議題的限制，國際化的程度有限。國內有一位政治學者曾經發表過十幾本英文著作，得到過國內學術領導的認可，但似乎尤其反對國際化，批評所謂國際化主要是英語化，因而其實是反國際化。

總體而言，多數國內民族學、社會學、法律學、新聞學與政治學家，或區域研究，其研究是用中文進行。或即使曾經發表英文論文，為數顯然遠遠不能與經濟學家比較。

以至於各校每有內部會議，經常聽到不同的經濟學家提出相同的詰問：某某某為什麼國際著作這麼少（或沒有）？憑什麼可以獲得某某獎勵或補助？更嚴重的，是他們之中有領導地位的還會貶抑其他經濟學家發表作品的刊物不重要，只有自己發表的刊物最好。

經濟學家所謂的國際尺度或「科學」研究究竟是有多國際化呢？經濟學所研究的課題，在人類社會自始不存在，後來經過一部分地區的一部份人的偶然開展，再經過勢力擴張而終於擴及全球，其間經過幾千年的偶然與巧合，沒有哪一項今天經濟學研究議程上的流行課題是在五千年前存在的。

換言之，經濟學家所研究的，是個經過大量人為設計所形成的議題，必須刻意加以學習，所以他們研究到的，是他們根據某些人的實踐整理歸納後的教材。經濟學家的責任是教導旁人怎麼進入特定的經濟體制，因此與「科學」無關，而是對一種特定生活方式的主張。

故經濟學家的國際化，充其量是擴張或維護特定主張，本質上是宣傳，以便讓這種主張是用到最大可能的國際範圍。

相對於此，社會學家研究的課題關乎社群，是人類作為物種的生存所必需，事實上甚至是若干動物社群所必需。政治學家更因為這樣的社群涉及組織，所研究關乎權力的課題，故而也是自始即有。

應該說，每個社群都會關心自己的社群，也是頗為國際化的現象，但是一定要像經濟學家所要求的那樣，必須得把對自己社群的關心放到國際尺度上接受衡量，或在引進別的社群的經驗時，一定要與別人分享自己的經驗，似乎就完全不屬於學術的範圍，而是政治的範圍。

簡言之，經濟學家所謂的國際量表，就是他們每個人自己，其實彼此也各據一方，對他們而言，與自己接近就是國際化，就是學術，不然就是反國際化，不夠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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