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台北，我們失去了新聞自由

在台灣記者協會發出聲明「譴責323警察暴力侵犯記者新聞採訪權」、香港記者協會發出聲明「抗議台北警方粗暴對待記者」後，國際記者協會亦在25日發表了文章，譴責台灣干預媒體在行政院採訪的行為。

「媒體嘗試進行一項極關乎公眾利益的報導時，警方這種行為，已是一種極度的濫權。」「這是一個危險的先例。國際記者協會強烈呼籲台灣當局，未來應允許所有媒體人員安全地進行他們的專業任務。」

究竟是什麼樣的危險先例？23至24日發生的一切，畫面會說話。比如這張照片，清楚留住警方強硬干預記者拍攝的一刻；政院內血腥清場五小時後，24日早晨鎮暴水車噴向行政院外的群眾，記者正要拍攝，也被警察團團包圍，強力阻攔。

其餘被毆打、受傷被抬出的記者，都有消息傳出。而我剛好也在現場，親眼見證警方確實在「鎮暴」前多次支開媒體，不論直言威嚇，或聲東擊西，目的就是要把我們引開事件現場。看得出來，全體警方並非事前就有共識，因為現場許多警察仍猶豫不決，有些甚至幫忙護住我的相機；也許是某刻某人臨時下達命令，或有人一聲吆喝群起攻之，不得而知。總之，警方七手八腳阻擋、牽制我們的行動。記者若不願就範，警察就趁場面一團亂時強硬攫住、推到場外。

我在北平東路被趕出了，又從忠孝東路翻入。解嚴27年後，親眼見證新聞自由遭戕害，令人心驚。相較之下，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媒體們被從中拆散後稀稀落落地還能聚首，還能大聲發出不平之鳴：「為何拒絕媒體進入！」「我們怎麼知道裡面有沒有暴力在發生！」那樣不卑不亢。

正因幾天後翻讀報紙，看一名病床上的年輕人想提告打他的員警，卻心生恐懼，怕遭報復──也許是受暴後的陰影……便令我想起那天晚上，媒體們群起違抗命令的畫面。挺胸面對的我們，曾真心相信言論自由的價值是理所當然；卻在一夕之間變了調，抗議無果，隔日又不一定能在自家媒體強烈抨擊。那便是國際記協形容「這是一個危險的先例」的原因。恐懼像是一場慢性病，久了會不會就習慣它，也習慣失去自由？香港人告訴我，他們正在這條路上。

我讀過一件令我欽佩的戰地記者臉紅的往事：有次，張翠容在巴勒斯坦前線，看見外國人在以軍面前排成一列──他們相信以軍不殺外國人，希望以血肉之軀，阻止以軍槍殺巴勒斯坦平民。「坦克車衝過來，炮口直朝我們，我第一時間掉頭走，跑著跑著，發覺只我一個人在跑，回頭看那一列『人肉盾牌』，仍高舉護照，毫不動容地抵抗著。那部破爛坦克開始掉頭退下，我的臉紅了。」

總有群人固執地站在前線。那一個午夜，新聞自由深受踐踏的過程，似乎因為線上記者兼當事人身分，報導得不多；我身為當事人卻也是旁觀者，無甚包袱壓力，希望將此記下，並簡述新聞自由的重要與失去。讓當晚捍衛新聞自由的拚搏，並不是船過水無痕。

當晚下令驅散媒體的究竟是誰？為什麼這麼做？

政府試圖驅離、逮捕、拘留媒體，常有兩個聽起來漂亮的藉口。

一、「保護你們的安全」。24日凌晨，北平東路那一側的L型廊道，群眾排成好幾列坐在地板上，我和數個拍攝者站在高處的窗台以便俯角拍攝。警方嘗試了數次搬離群眾後，請窗台上的媒體記者跳下地板，說要「保護安全」；該相信嗎，但在警方嚴厲喝斥下，只得在他們動手前就範。結果隨之而來的，是更激烈的清道──此時人們終於看到警察拿著盾牌衝向人民，用力地推壓，壓到有些人的脖子都被壓歪了動彈不得；看到警察真動手腳，粗魯地拚搏手無寸鐵的人民。此時不利高空拍攝的記者，只得衝向人群最前方，最好在警察與民眾之間把真相都收錄下來。然而，推擠過程與手腳亂舞中，記者也被警察一個個用力抓住、揍個幾拳、推到場外。

二、「家醜不得外揚」。2009年新疆的七五流血事件，外國記者遭拘捕、甚至毆打，要求刪除檔案後遣返，導致此事件具體資料有限，至今仍充滿謎團；一個夜晚過去，中國政府派出灑水車清洗街面血水，烏魯木齊隨即恢復市容，彷彿一切都沒發生。近期衝突不斷的委內瑞拉，國際記者也被威脅出境、被拘留、甚至被撤銷記者證或簽證，國內記者遭捕、拷打則已時有所聞。以「家醜不外揚」、「維護國家名譽」進行言論控制的國家，實是威權的寫照。日前導演李惠仁欲進立法院拍攝遭捕，我正好聞有人以李「家醜外揚」批評之，我不認同。這實在忽略了新聞工作者不論美醜善惡，都必須追求真相的使命。

以上兩個藉口，實際上總是為了進行見不得人之事所埋下的伏筆。若是正當執法，為何要驅離媒體？在23、24日學運衝突後，常有人反映上傳了警方打人的實況影片，卻立即靈異消失。幸好，其餘的影片如雨後春筍般湧出，為事件留住了部分真相。立委管碧玲26日質詢警政署長王卓鈞，要求承諾警方交出當天所有蒐證、監視錄影帶，並確保絕對不滅證，亦是為了保全目前僅存的真相。

正因真相極度重要、卻常常難以揭露，新聞媒體需要以第四權──行政、立法、司法權以外的一權加以保護，以防政府濫權。《憲法》第11條中「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同時保障了新聞自由。甚至當新聞媒體為了公眾利益──或「知的權利」──而必須報導妨害他人名譽的資訊時，過去許多案例皆顯示該行為已受《刑法》311條保護，屬於以善意發表言論，而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

當警方罔顧新聞自由、擋下媒體之時，也代表阻斷其傳達真相的可能。這絕對不是一件小事，這代表國家已侵害、剝奪了媒體的眼睛，媒體再也無法清醒不眠地監督這社會的一切。以前的記者活過一段不自由的年代，在報導送出前，總須戰戰兢兢地在思想上進行自我審查──稍有不慎，恐怕就被扣上言論政治犯的大帽，被推入文字獄。那是在1987年尚未解嚴前、1992年《刑法》第100條尚未修正前、1999年《出版法》尚未廢除前。我們還要倒回那樣的時代嗎？

．．．

自二戰爆發後，台灣用了約莫60年的時間，媒體和民間才充分獲得言論自由。那麼今日的新聞自由呢？看到國際記者協會的聲明後，我忍不住翻閱國際新聞自由度的分析評論及統計資料。「無國界記者組織」已祭出2014年的「全球媒體自由指數」，台灣近三年來分別排名（自舊至新）第45、47、50名，略為倒退。今年的研究報告並直言：「中國正以雄厚的經濟力，擴張其在港、澳、台的媒體影響力，降低這些國家的獨立性。」

「自由之家」出爐的「媒體自由度報告」目前尚更新至2013年，台灣在過去兩年的全球排名皆位居第47名。「台灣媒體的自由分數稍減，因為規範單位遲遲不給一家新的電視台執照，導致該電視台老闆宣告無法繼續經營。」「台灣和中國的經濟連結愈來愈緊密，使得新聞自由呼籲者提出警告──媒體老闆和一些記者為了維持財務利益，會自行審查關於中國的新聞。中國政府有能力影響台灣媒體。」

我翻閱國際記協、自由之家、無國界記者組織資訊，近年來，台灣的新聞自由受國際擔憂的案例，不外乎中國伸來的一隻巨爪、公視、旺旺集團、壹電視、中華電信等風波。過去這些案例，都是意象上的新聞自由危機；然而行政院被佔領的這一晚，新聞自由面臨的危機變得具體，拳拳到肉，觸及每一個在場的媒體，他們發出了怒吼，抑或是忍氣吞聲……。

但都不該被忘記。

這正好是個機會，讓我們再次省視新聞自由的價值。在事件現場，我發現除了新聞工作者，在場的許多人也發出了不平之鳴；然而在事件過後，線上記者也許因為種種的不方便、壓力、擔憂偏頗、或是同業寫同業總有點不好意思……不便發聲。慶幸我們活在一個網路的時代，還能透過影像，看見許多媒體採訪遭強力阻攔的真相。套朋友的一句擔憂，香港已經漸趨假性「和諧」，台灣呢？這裡希望拋磚引玉，讓所有人都可以一起關心，想想未來的新聞自由會是什麼樣子。

否則，未來再有類似的採訪，恐怕記者只能前仆後繼混入人群中，假裝靜坐，冒著被K頭的風險，才有機會（或沒機會）帶出一點點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