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舊進不了我城，也成不了我主場」：當香港失去了主場新聞

過往時常往返兩岸，於是也常在香港轉機、停留。等待轉機期間，我總會打開電腦，將facebook、twitter和各種新聞網站一次全打開，再關上電腦準備登機，因為我準備要去個許多網站都連不上的地方，所以要確認此刻自己仍是自由的。若是剛離開中國，這樣的動作便成為我到自由之所的宣示。宛如某種替自由打卡的儀式。

離開國界，是檢視自己所有的機會。不論中國城市發展多快，多繁榮，多有效率，進了那塊土地，一種扼住脖子的壓制感總無所不在，使用信用卡不方便、上網不自由、政治標語到處都是，更別說人人都強烈暗示你我們是同胞我們彼此不分，遊走世界各地，如此壓力實在少見。前陣子到四川，一位司機隨口與我聊天，問我大陸好還台灣好，我笑說這要怎麼比當然自己家鄉好，司機停了停說：「我覺得大陸就是太政治了。」

「政治」簡直就像中國的空氣，媒體題材和用詞的政治正確，乃至於出版創作方向的一致，都透露出這個國家的不自由。沒有自由的靈魂便沒有自由的思想。即便中國傳媒人總試圖在新聞不自由的限制上拼搏、突破，但每每遇到限制。偶爾，我會接到中國媒體邀稿，從題目方向到最後被編輯出來的成果，都讓人能感受到「現下」哪裡敏感何處開放風向。

與中國相依的香港，卻是相反的。

有幾年香港經貿單位大費周章請中國和台灣媒體到香港採訪書展，表面上看似文化交流，但當時香港媒體評論卻是「因為香港沒文化，書展成秀場」──兩岸出版人認認真真推出版品，媒體工作者奔波於各種講座和文化活動，但香港媒體的報導卻是哪個豔星在書展賣寫真集，秀她的「大波」。香港真的沒文化嗎？不盡然，熱愛閱讀的人隨口就能講出香港創作者的名字，金庸、劉以鬯、黃碧雲、西西....香港書展真的是秀場嗎？那怎麼會有李敖、韓寒、章詒和、葛亮輪番上場？每個講座都擠滿了人（但許多都是中國留學生就是了）。

不過，這些評論仍是香港自己的感慨，較中國大國主義和台灣自以為的中華道統來說，歷史文化都短淺的香港，因此更有靈活度和競爭性。反映在傳媒內容上便也如此──比起中國傳媒總以政治、歷史文化為封面，厚重得不得了，香港顯得八卦和輕薄；過去的台灣傳媒也重政治經濟和社會，這點在資深媒體特別重視政治新聞可見，這些年雖也膚淺到讓人嘆息，但許多人都說：「別忘了，這是誰帶來的？」是的，TVBS和蘋果日報，都是香港製造。

換言之，中國和台灣承接某種政治意識型態或國家理念，但香港沒有，它過去是個小漁村、是殖民地、是一座城，它沒有被植入國家意識、沒有過度政治干預，金融資本亦然，所以造就了這個東方明珠，這個擁有許多族群、接受了難民、中產階級也多、難以感受到政治權力的生命力蓬勃的「我城」。

80年代，香港的本土意識開始發展，89年六四事件更推到極致，及至97回歸，香港要成為怎麼樣的香港，成為香港知識分子思考的問題。但那時，危機感還沒有今日迫切，人們還是可以在「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保證中，安安穩穩過自己的日子，畢竟，有錢的是香港、吸引外資的也還是香港。小老百姓可以飲茶賭賽馬聊八卦中過活，報刊也就呈現這般色彩，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但這些年不同，因和中國連結越來越緊密、往來越來越密切，香港的本土意識也越發強烈，本來不重視政治的香港人，在房地產開發腳步快速和若干「中國因素」下，也起身反抗了。專欄作者胡晴舫便曾寫過一篇文章，道出中產階級上街的心情和原因：

「中產階級的特色便是他們專心一意追求美好的物質生活，他們一生奮鬥不懈、持續辛勞的目標就是讓自己和自己在乎的人過得好，俗氣一點說就是衣食無憂，平安過日，因此經濟要繁榮，社會要安定。更深層一點，擁有堅實的物質基礎、運轉無礙的社會制度、整潔有序的城市環境，中產階級因此規矩守法，道德責任強，他們是法治的教徒，制度的執行者。他們就像學校裡的好學生一樣，需要規則，需要看見那一層層社會梯子，所以他們能很有目標，一步一步往上爬，達到他們渴望的頂峰。

法治與理性，香港人的信仰，自由經濟的ＤＮＡ，香港之所以能躍居國際城市龍頭的重要原因。」

但香港傳媒似乎跟不上香港民間覺醒的腳步。香港擁有類似台灣苦勞網

一般的「香港獨立媒體」，過往常發揮社會運動評論和資訊節點、平台的效果，但對於大部分香港市民還是遠了些。以能夠吸引大眾閱讀的媒體來論，當然，《蘋果日報》、壹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是反共的，但他的政治意識少在自己的媒體上發揮，商人觸覺反而明顯，於是羶色腥、明星八卦才是這些媒體擅長的，只有評論版偶爾反映這些時事。在香港書報刊更多的是揭密中共內幕的歷史八卦，但這些都和現下的問題無關。有點報格的，或許就是《明報》，但別忘了《明報》前陣子抗議造反的結果，是前總編輯劉進圖當街遭擊，差點失去生命。

這一擊，完全擊中了香港傳媒的恐慌和新聞自由的危機──香港傳媒過往即使對政治、社會議題不如中國台灣狂熱，但也能像挖中共祕辛、談豔星大波八卦一樣，表達自由的立場。但現在不同了，而這不同恰恰更反映了香港人深層的恐懼和越來越加緊的社會行動。

今年的第二擊，恐怕就是「主場新聞」無預警關閉

。我想，若非關注香港社運或諸多議題，否則少有台灣人真正依賴「主場新聞」，更別說認識它，畢竟，它2012年才創辦，真正進入我們的網路世界或許才是晚近的事，而台灣媒體資訊量加獨立媒體，就足以讓我們自己被淹死。

但是，對缺乏公民討論、政治思想和種種可能的香港來說，主場評論卻是個吸引人的重要平台。據聞它一個月有30萬瀏覽率，因為特別的編輯手法，吸引諸多政治冷感的讀者，但它突然宣布關閉，引起許多議論和揣測。

在臉書不停被訊息沖刷的狀態下，我們這些台灣人很難真正了解《主場新聞》的重要，或失去他有什麼需要感傷的。但對香港人來說，卻是切身的需要和問題面臨了危機。

擔負主場新聞臉書編輯工作的徐遠，在臉書上發表他的心得，他以為很多人認為美國影集《The Newsroom》因為理想化而被評為爛片，但其引發的議論也代表眾人渴望一個有良知的傳媒，為大眾提供有深度及品味的新聞資訊與觀點，「香港，也需要一個有良知及品味的傳媒，而我在《主場新聞》當中，看到希望的曙光。」所以當香港市民一窩蜂討論車震事件或這那話兒長短時，《主場新聞》卻會把焦點集中在新界東北及綠色生活的討論上面，「從繁亂世事，導引出關鍵觀點。這，便是深度。將閒話雜聞，轉化為趣味知識。這，便是品味。」

作家鄧小樺也說，「主場是大眾網絡媒體，與讀者的關係較深。」他惋惜的是有質感有深度的藝術平台就這樣憑空消失：「雖然我不時質疑主場的文學判斷，但是，像主場這樣開放、可以主動製造藝術話題的平台很難得，要養很久才能有。我覺得這一失去是沉重的打擊。香港這麼多人才，但因為土壤變壞，有才者反而無處可去。」

相對於香港獨立媒體等時論、社運為主題的網路媒體來說，主場新聞多以深度的多面向議題吸引人，政治味非但不重，還頗為大眾化。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主場」被創辦的理念來看其香港來說的意義，創辦人蔡東豪

自己說：「辦主場新聞是出於簡單信念，為香港做點事，推動社會前進，同時希望像美國Huffington Post一樣，創造一個成功的媒體生意，打開新局面。」這個簡單的理念，並沒有背負太高的政治企圖，只是盡點公民本分的媒體生意，這在一個自由如常自由如空氣的土地來說，本就沒什麼，但這個不自產新聞、不付稿費，成本幾乎沒有的「大眾媒體平台」卻無法生存下去，這點才讓人驚駭。

一個媒體網站的消失原本不算什麼，但蔡東豪宣布的文章，才是恐懼的所在，他以恐懼、誤判和內疚來解釋這一切：「原來今天的香港已經變了，做一個正常公民、做一個正常媒體、為社會做一點正當的事，實在不容易，甚至感到恐懼 — 不是陌生，而是恐懼。由於當前政治鬥爭氣氛令人極度不安，多位民主派人士，被跟蹤、被抹黑、被翻舊賬，一股白色恐怖氛圍在社會瀰漫，我亦感覺到這種壓力。還有，作為一個經常往返內地公幹的商人，我得承認，每次過境都會提心吊膽，但這是我過分疑神疑鬼嗎？那種感覺，根本不可能向外人説得清楚。」

諷刺的是，香港特首梁振英在這篇告別宣言出現當天才說過：「香港的言路是暢通的，我們有充份的言論自由。」

蔡東豪究竟受到什麼壓力，旁人不清楚，但那份壓力應是真實到讓他如此果決斷了一切，讓原本網站內的文章一篇都不留。而他的話語也充分顯示，作為一個商人，他沒有辦法脫離和中國的往來。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密合如此，讓一切困難更為困難。

身為一個台灣人，若說要感傷主場新聞關閉，未免也太假掰了──除了血拼購物旅遊，有多少人真正在乎這座城市的發展？但若想到自己的位置，不免也想拍拍香港的肩膀：「兄弟，保重。」然後，一切都在不言中。